西方表演史——感性论
吴泽涛
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伯格,年曾说,用一些力学方法和大量不可理解的东西来解释一种现象,并不像完全用机械方法来解释一种现象那样令人恼火。皮埃尔·波里涅尔坦率地承认了他的神秘性。在解剖桌的一边,他放着一只仍有活力的青蛙,他把青蛙的心脏放在桌子的另一边,更令人费解的是,心脏在被移出体外后还在跳动,所有连接心脏和大脑的管道都被切断了,任何动物灵魂都不能对搏动的肌肉施加压力。然而,正如皮埃尔·波里涅尔在他年的第十六次实验中所忠实报告的那样,在活体解剖之后,心脏痉挛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显然,他不能用现有的机械传动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他决定暂时不做判断,希望进一步的实验能帮助他理解“在浩瀚的宇宙中,在我们体内、我们周围、我们之外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的令人钦佩的设计”。
然而,在古老的泛灵主义中寻求庇护,对抗启蒙科学的浪潮,并不能避免即将到来的危机。
甚至在亚伦·希尔写他的刊物《提词者》中的文章时,实验证据也在不断增加,以证明管状、精神和管理腺体的机械模型是不充分的。当然,在哲学家们崇高的制度建设之外,天真的活力论从未放弃它对常识的统治:肉体似乎有自己的生命。这种见解至少提供了一种能够进行经验检验的假设,而机器中的非扩展幽灵则没有这种能力。早在年,伦敦医学院的弗朗西斯·格列森就要求一个肌肉发达的人弯曲他的肱二头肌,同时把他的手臂浸在一个充满水的管子里,这个实验证明肌肉在收缩时体积不会增加,因此格里森排除了动物精神的灌输可能是导致这种收缩的原因。
同样是在17世纪60年代,荷兰自然主义学家简·斯瓦默达姆通过对小动物的活体解剖表明,即使心脏和其他肌肉被从体内移除,并与被认为必不可少的管道完全断开,它们仍能保持运动和反应的能力。
直到赫尔曼·博尔哈夫死后的-年,斯瓦默达姆的《自然史》才问世,但像波利尼埃尔这样的科学普及者,已经用公开演示和印刷摘要的方式复制了他的成果:到年,《身体的体验》已经出了5版,在这种广为人知的研究中所揭示的现象,显然需要用比笛卡尔在他的《法兰西激情》第六篇文章里提及的,把一个活着的身体和它的尸体比作一个滴答作响的手表和一个破碎的手表更复杂的类比来解释。
对于科学家来说,圣日尔曼·恩·莱的自动机就在他们进入戏剧评论家的词典时,他们的隐喻效用接近尾声。
_年,内科医生兼医学理论家乔治·谢恩尖刻地总结道:“通过管道输送的液体的动力,机器的动作和运动的相似性,是懒人们能找到的解释肌肉运动的最直接的相似性。”
_为了寻求一种不那么乏味的解决方案,十八世纪的科学家探索了死亡机制和非延展灵魂之间的异常空间。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身体和心灵的模型,这种模型可以解释一种内在的活力,一种感知、运动和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内在的,而不是超越的。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它将为生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提供一种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作用于肉体,就像重力作用于物质一样。
研究结果如何影响了十八世纪后期的表演理论,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这个科学问题的针对性是明显的,如果每个演员的肉体确实具有天生的反应能力,如果他的灵魂只是他身体组织的一个功能,那么一个的演员特定表达情感的方式,将不得不与笛卡尔体系追随者所提出的二元模型大相径庭。
勒内·笛卡尔
(ReneDescartes,-)
为了发展新的阐释理论来解释这种反应,戏剧理论家采用了现在被称为感性学说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体系,基于自动液压机的模型,连同液压机的管道和灵魂,都让位于“电和声波振动行为”的研究中得出的新模型。这种新的类比使理论家能够解释戏剧生活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演员的表演能力和表演水平是因演员而异的。但是,从机械的技巧到“感性”的转变带来了另一场危机的种子,而把感性学说作为一种全面而令人满意的理论来捍卫的那些人是无法解决这一危机的。这项任务将留给狄德罗,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来说,狄德罗是一位理论家,他预见了十九世纪科学的主要创新,即生命作为一种精神范畴的发展,然而,为了理解“感性危机”的起源,我们必须再次以大卫·加里克为例。
德尼·狄德罗
(年10月5日-年7月31日)
在他写给他的朋友斯图兹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他们讨论了英国演员克莱伦小姐表演,通过讨论,加里克试图解释表演自发性的原因,但他并没有去求助于昆提利安学说的超然灵魂。加里克自从写了那篇《论表演》的文章以来,二十五年来他的言语表达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年,他又写了一篇关于《灵魂对身体的作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文字表达的变化。在加里克年写的《克莱伦的批判》中,他开始定义他自己文章中的“身体术语”。他一开始就提到了活体解剖,这是当时探索生命功能内部迷宫的常用方法:
"你对她的觉察,就像你把她的身体和内心活生生地打开一样准确,她具备一切艺术和聪明才智,具有伟大的自然精神所能给予她的一切,但我害怕心里没有那种瞬间的感觉,我只告诉你我的恐惧,并向你敞开我的灵魂,那种生命的血液,那种敏锐的感觉,那种立即从天才身上中迸发出来的感觉,就像电流的火焰,穿过每一个观众的血管、骨髓、骨头和一切。”
加里克的一些术语显示了古代范式的持久力:“生命的血液”指的是动物灵魂,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跳跃的能量的闪光使人回想起古老的西塞罗之火。但新模式在证据上更加有力。克莱伦所缺乏的关于“激情的电流”(或称“电火”)的历史资料清楚地将加里克的评论置于当代对电力本质的科学调查的背景中。
更确切地说,加里克的“电火”预示了年路易·伽伐尼(意大利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动物电流理论。伽伐尼惊奇地发现,在一定距离之外,可以由静电治疗机的火花,甚至是大气中的闪电引起一只青蛙长肌的收缩。他的结论是,神经拥有一种天生的流体或电流,可以在移动时自行激活或被激活,在加里克看来,这是一种克莱伦无法驾驭的一种力量。
然而,加里克批评的核心在于“感性”。他用“感性”来表示一种内在的身体能力,这种能力在个体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感性”记录和传达感觉。精神不再仅仅是对物质起作用,而是从一种特殊的物质结构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的组织就具有了生命力,这是生机论或活力论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加里克给斯图兹的信中第一个革新,加里克的第二个革新甚至更不具有试探性,而是更具有了革命性。在他看来,“感性”是在意识思维之下的身体层面上的运作。
因此,“感性”的存在不能用笛卡尔的互动二元论“思想的幽灵”和“没有感觉的机器”来解释,加里克在给斯图兹的信中写道:“疯狂的克莱伦对自己能做什么非常清楚,非常肯定,所以我相信她从来没有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但我要说的是,那些最伟大的天才的记录表明,直到环境和场景的热烈气氛点燃了演员的激情之前,演员自己是不知道的,这会让他自己和观众都吃了一惊”。
加里克比喻引燃激情的能量就像导火索是可以引爆埋在地下的大量炸药的。在当时的军事工程中,地雷是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引爆的,目的是使敌人感到惊恐,因为他们的防御地雷都是秘密放置的,加里克丰富多彩的比喻,暗示和标志着表演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通过这个比喻,加里克引入了“无意识的情绪”的概念作为引发演员身体自发性表达的原因。这个独特的现代神性的概念可能会激发“德尔斐”的力量,但“无意识情绪”的神圣领域是安住在身体的“静脉,骨髓,骨头和器官里。”
只有当我们考虑到把加里克所说的“感性”也作为科学范式的一部分时,十八世纪的表演理论才有意义。在传统的文学历史中,这个词已经被赋予了大量的意义,这使得表演理论中这个任务更加复杂,就像之前表演理论中的“心智”和之后表演理论中的“想象”一样,“感性”也为一个时代的理论家所持观点提供了一个名称。
学术界已经广泛地探索了“感性”的道德含意,也许已经穷尽了这种含意,人们都知道,这种含意是指与男人或女人的“感情”是指那种比较温柔的温情主义、比较精致细腻的情绪和比较宽广的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心。这种基本上没有实体的意义支撑着我们对感性戏剧或小说的普通理解,当我们面对“感性”在克拉丽莎·哈洛身上以致命的认真或玩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细微变化时,我们会为“感性”哭泣或大笑。然而,对十八世纪科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发现,文学的感性与其作为一种神经学学说的地位之间存在重要联系。
神经学的“感性学说”是指医生的职责而非指哲学的神圣,仅是一个医学名词。同样地,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神经生理学和精神病学中都定义了“感性”的医学术语,并最终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演员艺术中“感性”的理解方式。
作为神经系统的一种主要属性,“感性”被用来表达生命体的所有不可简化的特性——它的反射能力,它的多样化的反应能力,它天生具有感知能力和自发行为的能力。在一个仍然以物理学为主导的知识体系中,“感性”成为了生命原则的代表。
在这个问题上,最有益的办法是翻到狄德罗与阿朗贝尔编撰的《百科全书》的Tom15词条,这个词条对“感性”的解释有着丰富的序列:内部感觉、感受、敏感、情感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百科全书》是加里克在年敦促他的朋友苏亚德寄给他的几卷书之一,加里克曾夸口说他以前都认识“百科全书的所有作者”。蒙彼利尔的内科医生福柯先生在这篇题为《感性,情感(医学)》的文章中,用了大约27个条目来回顾当时的身体的感性知识。相比之下,“感性(口语)”被定义为“使人容易感动或易感动的温柔的性格和微妙的灵魂……”,也就只写了15行,其实这些都是些轻而易举的空洞言辞。福柯的文章设法用狂想曲般的热情把冷静的事实交织在一起。感性是“感性的能力,感性的原则……生命本身的基础、原因和保存媒介……自然界中最美丽、最显著的现象。”他认为,更具体地说,感性赋予器官识别外部印象的能力,并对这种印象的强烈程度做出反应。
福柯的文章与启蒙运动的主要生理学家阿尔伯切特·冯·哈勒的著作是平行出现的。在哈勒年写的《人的感性和易怒性》和他-年完成的不朽的《元素生理学》中,他区分了组织的两种内在特性。哈勒将易怒定义为独立于神经的肌肉纤维固有的收缩性;他将感性定义为充满和渗透神经组织的身体固有的反应。其他权威人士又以“感性”的名义把这两种现象融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用术语来解释,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哈勒已经为实验研究打开了一种生物固有的可感知、可觉察的反应,“感性”的相对强度可以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和不同种类的组织中测量,也可以在不同的体质中测量,也可以在不同条件下的相同的体质中测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想法的含义很容易导致拉·梅特利的无神论的结论。当加里克用“电火”(激情的电流)来评价克莱伦的表演时,加里克的“电火”指的是身体本身固有的生命力。在这个模型中,灵魂等同于它的物质组织,它对周围环境的反应能力。心智由大脑和在外部和内部刺激影响下运作的神经系统组成。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些想法只是缩小了一个越来越没有争议的医学命题的范围。
杰罗姆·高布是当时的一位国际医学名人,也是赫尔曼·布尔哈夫的继承者,高布在年曾说:
“精神本身和身体,一般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事物,当人类把精神和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我可以在这里以一个化学家的身份发言,精神和身体相互渗透和溶解,这样当生命繁荣时,哪里有思想,哪里就有身体,哪里有身体,哪里就有思想。在人的每一个微小的部分中,我们一定能找到和观察到精神和身体的某些部分,以及两者的某种程度的混合。”
根据这些原则,关于肉体和精神在疾病起因和治疗中的相互渗透的新主张已回荡在当代医学的理论中。
“机械生理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将“歇斯底里症”重新定义为是一种神经疾病而不是一种内脏疾病而启动的。威廉·巴蒂在年发表的有影响力的关于“疯狂”的论文中,将身心问题发展成为一种由“大脑和神经中包含的髓质受到压力”引起的“疯狂”临床理论。“动荡的激情,即欢乐和愤怒”、“头脑对某一物体的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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