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故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讴歌医务人员,也不是赞美个人业绩。前后近一月的医患之情,不如说是朋友之谊,其中点点滴滴仍然记忆犹新、丝丝弦弦仿佛映入眼帘。此中的冷暖,也许映照一生。
对我来言,能作他的主管医生,是一种幸运。
那是一个寻常的下午,随着六楼电梯门打开的声音,一辆平车驶出电梯,来到护士站,陪同者是两个似父母的长者、一个年轻女子及几个衣着他院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平车上躺着一个清瘦的少年,眉目紧锁,看起来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有经验的医务人员都知道,一般推入病房的患者,病情都较重。见此状,当班护士立刻进入“备战”状态,询问患者情况,通知主管医生,安排病床……
起初定义的病情较重,现在被认为太乐观。仔细询问后,我得知他是一个25岁的少年,比我小一岁,我可以叫他弟弟。可疑的飞禽排泄物接触史使这个花一样的少年罹患新型隐球菌脑膜炎,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此病症状重(主要为头痛、呕吐、视物重影)、疗程长,加上诱导期有效治疗药物副作用极大,再加上疗效的个体差异性也不小,因此会给患者身心带来极大痛苦。
深入询问时发现,除此疾病外,他还罹患肺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近期的颅脑核磁共振提示脑实质亦受到损害,这无疑加大了治疗的难度。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脑脊液压力持续高限,持续头痛、呕吐,治疗效果欠佳,医院。我们一般对此类患者都比较担忧,因为转院病人的治疗难度要远远大于初治病人。
“……简单来说,他的病情十分危重,随时可能因为颅内压力的变化面临生命危险……”,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
……
做医患沟通时,他父亲的眼神中透着坚毅与刚强,另一旁的母亲则不时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我想,这样的沟通,他们恐怕是经历了无数回。
他们只是中国农民中最普通、也是最贫穷的一员,我不知道他们的心理素质如何,如果换位思考,我想我是身心俱疲的——正值壮年的儿子,无奈遭此大难,本本分分一生,靠着辛勤的劳作,换几个钱财,也早已掏空,前路是何方?这此中苦味,有谁能知?
每天护士给他们费用清单时,我都尽量避开他们,因为不想看到那绝望的眼神。
“医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儿子被救活的机会有多大”,这是他父亲常问我的一个问题。作为医生,可以从临床经验到文献报道去推算患者的救治成功率,只是这数字对患者本人、对年迈的家属而言太过残忍。
“……打个比方,如果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救回来,而且还要你们倾其所有,你会不会继续治疗?”我问他父亲。
“……家里因为他,已经山穷水尽!医生,可不可以在治疗上只保留必须的药品,其他的都不用,家里真得承担不起了……”说这话时,他父亲的脸上流露更多的是无奈。
“现在的治疗方案全是针对他的病情考虑,也是综合了科室多位专家的意见,将心比心,我们不会进行过度治疗,请您放心……”每每提及治疗花费时,他父亲都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方面是救子心切,另外一方面是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新型隐球菌脑膜炎与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其实不难,药物相对固定,但是疗效的个体差异性太大,单就新型隐球菌脑膜炎患者,数据报道的被医治痊愈的人很少。纠其原因很多人是因为发现不及时,没有及时医治,而更多的是治疗效果不佳,症状持续加重,最后无力回天。
在处理这类病人时,其症状的处理最为棘手,也是家属经济负担的主要来源,因为脑脊液压力的持续升高,导致患者持续头晕,使用高强度的止痛药有时都不能缓解,必须予以降压处理。
他在外院已经进行了四十几次腰穿降颅内压以缓解头痛及高颅压风险。当时外院给了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间断的腰穿予脑脊液释放压力,一种是椎管内置管引流脑脊液以释放压力。因为后者费用昂贵,他们才选择用腰穿来降颅内压。虽然患者本人每天要遭受穿刺带来的痛苦,但是费用负担减轻了。
这一切听起来太过心酸,以至于每天护士给他们费用清单时,我都尽量避开他们,因为不想看到那绝望的眼神。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穷人,这部分人一生靠天吃饭,若天公作美,收成好,他们或许生活得还行,一旦天有不测风云,或者家中遭遇人事变故,他们就要倾其所有。他的父亲告诉我,家中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确实很想医治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之后的治疗费用怎么办,他自己无奈地摇了摇头,唉了两声,就返回了病房。
他们家属之间也会有争吵,最多的还是因为治疗费用的问题。这时候患者本人其实是最痛苦的,因为他深知这一切的争吵与无奈都是自己的疾病造成。所以很多时候医务人员都会告知家属,尽量不要在患者面前争吵,这样无形中会给患者心理带来极大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治疗效果。
那是我第一次看他露出笑容,虽然病情仍不稳定,每天仍在间断头痛、呕吐,但是那一刻,我看到了救治的希望。
回到住所,思考着如何能够在经济层面帮助他们,思考再三,觉得应该询问一下科室长辈。我立刻向护士长汇报,护士长的回复让我十分欣喜,政府对此类患者设立了救助基金,护士长还特别指示要尽力去给予帮助。
“……我想,你们可以向政府寻求帮助,现在政府在每个地区都设有伤病救助基金会,你们可以去申请,把你们的实际情况以书面的形式反映给基金会,我想政府会帮助你们……”
“李医生,太感谢你了,请问这个东西申请起来麻不麻烦?”
“事在人为,你们的情况确实困难,所以要尽力而为。”听我这么说,他父亲紧锁的眉头难得地舒展开来。为了减轻患者本人的心理负担,我来到他的床旁,告诉他不要为经济问题担忧,现在的政府补助机制很健全,希望他全心合意配合治疗……
那是我第一次看他露出笑容,虽然病情仍不稳定,每天仍在间断头痛、呕吐,胃口仍不佳,但是那一刻,我看到了救治的希望。回到办公室,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感慨有时夺去病人希望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我和他其实从一开始就在并肩作战,他的疾苦,也是我的疾苦,他的笑容,也会灿烂我的世界。
日子过得很快,他的病情恢复得比预计的要好很多,每天看望他时他都会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和缓解了的症状进行详细的询问。有时还会问我一些个人问题,比如有没有找女朋友啊,家是哪里的,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年轻之类的问题。我都会笑着和他开开玩笑,直呼他的名字,因为我觉得经过这些天的相处,他对于我来说不像是一个患者,更像是我的一个兄弟。我和他其实从一开始就在并肩作战,他的疾苦,也是我的疾苦,他的笑容,也会灿烂我的世界,我希望他不要放弃,我会与他一起战斗到胜利的那天。
他的病情其实反反复复,状况也时好时坏,我与上级医师也会经常交流他的病情,就现有的治疗方案进行探讨,好在整体治疗效果较好。巡视他的时候,明显从他的表情感知他病情的变化,我自己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有时我在想,医患双方,应该是一个整体,经常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两者的关系才会更加和谐。
“现在病情相对较稳定了,维持期治疗药物也相对固定,你们医院,费用负担也小一些……”在一个寻常的下午,我为他医院,急救车离开的时候,他和家属千恩万谢,我看到他年轻的脸上笑魇如花。
那种高兴是由衷的,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当事人,经历着他经历的一切。
回去之后,他加了我的上海市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海口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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