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的祛魅一本奇书来到了中国

　文/Derrick马取自第一本全彩解剖图谱：达戈第《肌肉学》（完成于—年间）的三张版画。○封面破败不堪，书芯几乎散架，纸页上笔迹潦草，血迹斑斑。这不是犯罪现场的物证，而是19世纪初一位医学生的插图教材。这也并非什么秘籍宝典，倒更像是野外求生的地图，靠它才能完成手边血腥的肢解任务。而真正的犯罪现场，你绝对找不到蛛丝马迹。前夜，盗尸者潜入事先踩好点儿的公共墓地，掘出入葬不久，死于截肢后感染的尸体。这是个技术活儿，他们在坟墓靠近头部的地方挖一个洞，然后用绳子套住尸体的头，一拽，便把整具尸体拉出来。之后，要填土复原，恢复如初。毕竟，以当时的英国为例，一年具的尸体需求，一片墓地的羊毛总要薅上个十几次。伯克与黑尔（BurkeandHare）是19世纪英国最臭名昭著的尸体贩子组合。从倒卖现成尸体转向谋杀获取尸体。年1月，伯克被处以绞刑，骨架被放置在爱丁堡医学院解剖博物馆展览至今。无论何时何地，正义女神始终蒙上双眼，一手持秤，一手持剑。而希波克拉底的后人们，个个睁大双眼，一手持解剖刀，一手持参考图——对每一位医师来说，没有永恒的奥秘，只有暂时的无知。那些医学教材和上面的插画，将死与生连接；纽带，正是沉默不语的死者身体。这些插画是如何表现医学生或解剖学家实际在手术台或停尸间里可能看到的东西？这些图像承载了什么样的审美和文化价值。它指向一个医学与艺术都关心的问题——图像如何才能比人体更真实？伦敦亨特（WilliamHunter）解剖学院的解剖课素描。由施内贝利（R.Schnebbelie）绘于年肉体的祛魅年由隆巴多（E.S.Lombardo）所绘，图中解剖学家对着从女子身上取出的心脏沉思。经历了古典时期、文艺复兴，直至启蒙运动。医学与艺术对人体的认知时而保守，时而开放。“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充满虔诚与敬畏；“人是万物的尺度”，雄心壮气不可阻挡。“认识你自己”——在理性精神之下，人们不只有外表的矜持和体面，还有医学望眼欲穿的身体。头骨解剖图，局部移除脑膜以了解大脑构造。取自贝尔（SirCharlesBell）的《大脑解剖构造》（Theanatomyofthebrain,）一书以图像描绘和记录病患与病灶，是西方医学传统，它们象征着一种临床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的光环掩盖了无数有意无意的人为介入结果。这些图像让我们一窥“内在的外在”：它们聚焦的客体都是看得到的外在，但这些外表下，却看不到生命和健康。将一个个备受煎熬的身体变成一幅幅血肉丰满的图像，这本身就需要艺术家与医师的合力。前者将混沌和缺陷升华为可理解的秩序，后者则能够衔接生与死、人格与客体、话语与沉默之间的争议边界。年的版画，内容为一名呈坐姿的黑人男子大动脉与腹部主动脉解剖。在西方解剖传统中，非白人的尸体解剖图实为罕见。对健康与疾病的描绘，通常是在解剖室里完成并使用的。艺术家耗尽心力，将所有技艺，表现在只活一次的身体上。医师和科学家则在此质询死亡，将永恒末世转化成生理事实，用宇宙的无限取代宗教的永恒，但他们合力创作的图像依旧道尽了肉体的脆弱与短暂，凭吊逝去的一切事物。流行是一种病库珀（RichardT.Cooper）的水彩画以拟人化的骷髅天使描绘象征死亡的结核病。医学插画建立了一种共同体和共通的技术、原则与价值，让同行能用一致的方式观察病患的身体。它们强调的客观性，并未因摄影术的诞生而削弱。相反，这种客观性在19世纪末逐渐和科学摄影相提并论。医学插画历久不衰的真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它们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精确地传达了那个年代的氛围。结核（Tuberculosis），旧称痨病（Phthisis，源自希腊语，意为耗去），捕捉到浪漫主义盛行的要诀：过多的激情，从身体内燃烧自我，以苦难净化并升华创作的灵魂。结核病夺走了一系列名人的性命：济慈（JohnKeats）、布朗宁夫人（ElizabethBarrettBrowning）、梭罗（HenryDavidThoreau）、肖邦（FrédéricChopin），以及勃朗特（Bront?）家的兄弟姊妹。左图：受粟粒状肺结核影响的腹膜和肠道；右图：结核性软脑膜炎，一种封闭脑膜的化脓性感染。在19世纪文艺作品中，也有结核病的影子：小仲马（AlexandreDumasfils）在《茶花女》（LaDameauxCamélias，）中塑造的玛格丽特惹人怜爱，更激发了威尔第（GiuseppeVerdi）创作出歌剧。同样情况，还有法国作家穆杰（HenriMurger）的小说《波希米亚人》（ScenesofBohemianLife，）。女主人公“年轻貌美，满怀生的欢乐，却又热情、忧郁。她瘦削脆弱，白得像痨病天使，血管里流淌着青春的热血，玫瑰色的皮肤透出茶花的白净。”这也激发普契尼（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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