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散文林贤治通往母亲的路

文章来源:结核性脑膜炎   发布时间:2018-3-8 6:04:43   点击数:
 

点击上方蓝字   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

Ⅴ?与祖母

过去,童养媳在农村并非是罕见的现象。

在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个童养媳。童养媳其实是小女奴,她们的身份从小就被确定了,而且大多数遭到家人的虐待。婆婆的权威至高无上,不能忤逆。一个童养媳跟婆婆顶嘴之后跑回娘家,当天被娘家遣返。婆婆掌嘴,还用烧红的柴炭烫她的脚,一边烫一边骂:“小母狗,看你还跑到哪儿?”

祖母心肠软,膝下又没有女儿,母亲过门以后自然充当了婆婆兼母亲的双重角色。祖母教会母亲生活,劳动,待人接物的各种礼仪。虽然,母亲得一刻不停地干活,但是从来不曾遭到祖母的打骂。要是到远处干活,祖母会留给母亲最好的饭食;两个人在外面干活,祖母会给她吃稠的,自己喝稀的。遇到挑担子,祖母也会把重担撂在自己肩上,有时还得接应母亲。平时,母亲很少与人争执,遇事时祖母总是袒护她,使她特别感激。

母亲想不到,有一天,怜爱她的祖母竟然也会伤害她。

大哥早夭,母亲接下来一连生了三个女孩。这时,祖母按捺不住了。她认定母亲“命水”不好,从传宗接代的方面考虑,决定让父亲纳妾。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还手的打击。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既不敢哀求,更不敢抗辩,天天晚上跑到大姑妈家里哭。

父亲是有名的孝子,但是在纳妾这件事上,他没有顺从母命。而祖母也不肯妥协,从此母子间冲突不断,直到我出生之后,才算有了和平的局面。

按逻辑推断,母亲对祖母一定会怨恨在心。然而没有。母亲记住了祖母所有对她的好处。就在纳妾的事情上,她也不会觉得祖母有什么错处,天底下毕竟有那么多男人纳妾;只是火落到了自己头上,能逃脱算是幸运,逃不脱便只好认命。

因此,母亲一直保持着对祖母的敬爱。

我上高中的时候,祖母卧病不起,时间拖了整整三年。回过头看,祖母大约得的是肺结核,或者其他心脑疾病并发支气管扩张出血,床头置放着一只痰盂,每天都有痰血吐在里面。在乡下,老人得了重病简直是无须医治的。父亲医院去,只是偶尔给吃几服中药;不过,他会时常看顾祖母,站在床前跟祖母说说话。有时,为讨祖母高兴,还会像“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一样,打拳给祖母看。至于祖母生活中的诸多事项,除了煎药,全都包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其中包括供给饮食、照顾便溺、清理痰盂、洗换被服,等等。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母亲照例做着日课,毫无怨言。

而且,母亲并非专职的陪护,她要在野外劳动归来之后做着所有这些,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家务缠身。周围的女人替她抱不平,说:德奎婆不是有两个媳妇吗?另一个呢?于是怂恿母亲和三婶母轮值照顾祖母。母亲听了,并不在意,也不搭理,照例做她的日课。

祖母去世时,村里正好发大水。我家老屋的外墙坍塌了,全家搬到邻近的草间居住。母亲发现,先前一直陪伴祖母的老黑猫恋着老屋,在那里走来走去,不肯跟我们迁移。我们捉它的时候,它就逃上祖母住的屋顶,在那里守着,不吃也不喝。母亲很是悲戚,把黑猫认作祖母的魂灵,于是一天三顿,每顿都端着盛了猫食的瓦盆子,端端正正地摆放到老屋的墙头上去。

去世前,祖母把金耳坠解下来交给母亲,连同祝福。

临到母亲,最后也像祖母一样解下耳坠子,郑重地交到妻的手上。

Ⅵ?与父亲

夫妇之间,城里人称“爱人”。这个称呼始终没有在乡下流行起来,大约由于乡村讲究“从一而终”,一旦结合,哪怕“怨偶”,毕竟也是“偶”,因此自然舍弃这个多少有点张扬的酸溜溜的字眼,而采用另一个平实的公婆的称谓。夫妇互相招呼,便称“孩子他爹”,或是“孩子他娘”,故意拉大距离,显得不那么亲热。

对于父亲,母亲从来直呼其名,这在上辈人来说是少见的。妇女的名字,称呼时一般不被提起,只说丈夫的名字,再加一个附带性的“后缀”。比如村里有一个男人叫德利,辈分很高,却起了一个叫“二妹”的小名,这样晚辈称呼他的女人就只得叫“德利二妹婆”,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又长又别扭。合作化时候,村里的妇女给起了一批新名字:“丽英”“玉珍”“翠芳”之类。虽然大同小异,但是有着独立的意义。父亲填表入社时,并不替母亲起名字,仍用原来的小名阿慈。在他们之间,似乎谈不上恩爱,彼此尊重应当是说得过去的。他们从来不曾打闹过,这在上辈人来说也很少见。

平日里,父亲和母亲两人很少对话。父亲见识广,有主见,凡家庭的大计划,比如修房子、买田地、卖猪卖牛,都用不着跟母亲商议,但是会“照会”母亲。而母亲是一个事务主义者,今日重复昨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通报的新事;只有涉外事务,比如亲戚来了,该如何打发一类,才会“照会”父亲。

母亲在人前常常自言蠢笨,对于父亲的作为,大致上是诚服的。但是,她并不把父亲当权威看,对于父亲的意见,决不肯违心地服从。母亲有一个特点,只要心存异议,从不争辩,只是保守沉默,甚至几天几夜不说话。沉默时,她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把嘴唇撅起来,父亲说是可以挂一个油瓶子。初中时,一次周末回家,父亲很着急地告诉我,午饭时对母亲数落了几句,她就空手出门去了,至今没有回来。这时,天已擦黑,全家不得不分头去找,惊动半个村子,依然不见人影。直至午夜,母亲才闷声不响地踽踽归来。

这是一种消极的对抗态度。父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根本受不了这种冷战气氛,所以到最后,还是自己投降了事。

在农村家庭,无论女人多么能干、强悍,在男人面前都是弱者。打闹,罢工,出走,以致服毒,上吊,都是弱者的武器。其目的无非为了维护自我有限的尊严,改变不平等的地位。母亲跟别人不同,她使用的武器惟有沉默,这种武器实质上将火力对准自己,对别人构不成伤害。至于出走,很可能是她看透了父亲跟祖母一样的软心肠,因此借此恐吓一下,让父亲懂得退让。还有一种可能是,她只是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舔自己的伤口,完全与别人无关。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此后,这种行动再也不曾出现过。

父亲读书人出身,有着不少的传统观念,其中之一是不弃“糟糠之妻”,平时对母亲是宽容的。他坚持不纳妾,大概也同这观念有关,致使母亲为此感激一生。还有一个观念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两个观念,在母亲这里是有冲突的,因为她永远记得来自“手足”的伤害。

祖母生下父亲和三叔父兄弟两人,从小疼爱三叔父。祖父死得早,家庭的重担落在父亲的身上,但因此,也磨练了他的生存的勇气和能力,正式结婚过后,就早早外出教书挣钱了。父亲把挣来的钱按月寄给三叔父,让三叔父当家。可是,他想不到三叔父沾染了纨绔子弟的习气,游荡,赌博,几乎把钱花个精光。三姐说,那时已经有了大哥大姐,可是连他们长达一个月也尝不到肉味。父亲假日回家,母亲将真实情形告知他,而祖母为了保护三叔父,却是极力加以掩饰。父亲走后,三叔父迁怒于母亲,冲突之下,竟然大打出手。

母亲恩仇分明,看来有点乃父之风。她记恨三叔父,还有土改的事。那时,兄弟俩已经分家。我家差点被评为富农,幸好有贫协主席多人为之解脱,而三叔父是贫农小组长,却不曾出面为我们说话。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母亲看来等于见死不救,用她的话说就是“等沉船捡舢板”,居心叵测。母亲不知道,当时不少地主富农是由亲人检举揭发最后定案的,因为亲人的证据最具杀伤力。这其中,有出于工作队动员的,也有主动请缨的。主动有什么好处呢?目的是可以合法地侵占亲人的财产。借亲人下手,很有点“以夷制夷”的味道。比起这些“踩水入船”分子,公平点说,三叔父的态度温和多了。

至于三婶母对母亲的伤害,则是人格上的伤害。伤害之大,她们都想不到,竟然成了当时方圆几十里的一个新闻事件。

我家,三叔父家,还有不同房族的阿祖婆一家,合住一间大屋。靠门口的一半属于阿祖婆。我家住里间,三叔父家住廊间,两家共用一爿厅堂和天井。阿祖婆在厅里设置牛栏,养了一头母牛,一头小牛;三叔父家的稻草就堆放在大厅的另一个角落里。

一天,母亲刚刚从地里回来,阿祖婆就从屋里冲了出来,揪住母亲的襟领破口大骂,说母亲心肠歹毒,打死她的小牛。母亲一头雾水,当然不会承认,这时阿祖婆再次拽住祖母,说:墙没穿,屋没破,哪个恶人进来啦?不是你媳妇是谁呢?祖母猜定是三婶母干的,因为她多次抱怨堆放的稻草被小牛叼走、嚼食,这次可能被她亲自撞见,一时性起,失手把小牛打死了。为了息事宁人,祖母背后劝说母亲包揽在自己身上,说:你是大嫂,大人大量,就饶让她这一次吧。又说:吃亏是福,善心积德益子孙。

母亲居然听从了。

母亲供认之后,阿祖婆立刻告上村公所,要母亲挂牌到镇上示众。据说示众时,母亲得敲着一面小锣,一边敲一边说着自渎的话。阿祖婆和三婶母本来很要好,后来不知为何闹矛盾,把小牛事件给翻了出来。阿祖婆凑近三婶母的脸骂:“你这烂毒妇!昧良心!打死了小牛,反赖自己大嫂……”三婶母始终不敢吱声,事情才算真相大白。

有了这段屈辱史,母亲也没有和三叔父一家断绝外交关系,对双方儿女间的往来也不设关卡,算是“和平共处”。三婶母嘴巴不饶人是出了名的,周围的妇女都怕她,大约因为背了历史上这笔精神债务的缘故,独独对母亲还能保存几分敬畏。

父亲始终贯彻他的“兄弟如手足”的原则,对于三叔父一家,在经济上一直提供援助。父亲的援助尽量不让母亲知道,而母亲也装做真的懵然不知。三叔父家有一天断炊,父亲深夜摸黑起来,拿着准备好的布袋走近米缸,悄悄装满了便提着走。可是他粗心大意,竟不知道布袋破了一个小洞。第二天早上,母亲起来做饭时发现,有一行大米弯弯曲曲清清楚楚地从里间一直通向廊间。她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叫醒父亲说:“你起来看,老鼠偷大米啦!”父亲连连摆手,又指了指廊间,意思是不要让三叔父家听到难为情。

这是三姐说的故事。在母亲晚年,我曾经当面问她是否有过这样一回事。母亲说:是呀!你父亲一辈子都记挂你三叔父,怕他饿死。她大概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说完便笑了。

……

父亲去世当晚,我从命把巫师请来,刚刚在厅堂里站定,就听见身边“咚”的一声,只见母亲双膝一齐跪下,放声哭道:“夫君呀——”接着用了乡间哭丧歌的调式,一边哭,一边唱起来。我不忍面对这种场面,把三姐撇在原处,径自走出门去。

母亲一直唱了一个多钟头,哀嚎一般,在村头也能听到。

第二天早上,我问三姐,母亲唱了小半夜,都唱了些什么?三姐说,母亲唱父亲一生怎样受苦受屈受累,唱到后面,净唱父亲待她怎样地好……

我听了,眼泪夺眶而出。

Ⅶ?与儿女

比起城里人,农村妇女的生殖能力特别旺盛,每人膝下都有一大群儿女。乡下人的生殖是同生产连在一起的,单纯的、吃喝玩乐的生活不是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需要劳动力,需要更多强壮的臂膀,需要男丁。近三十年来,国家积极推行“计划生育”运动,而农民仍然不顾一切,冒着严厉的惩罚,包括被追捕和关押的风险,也要更多地生育。

听三姐说,母亲也曾生下七八个男女,大半夭折了。即使剩下三姐、我和四妹三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重组家庭,母亲相随着不知道损耗了多少心力。父亲是乡村医生,虽然在经济上无须太多忧虑,重大事务上可以代替她承受压力,但是,作为一名农村妇女,童养媳,妻子和母亲,始终无法摆脱悲剧性的角色——有事或无事的悲剧。而生活可以给她的喜剧的戏份实在太少了。

我是独生子,在家里自然成了宝贝。出生后,据说接生婆说是痰火大,要母亲天天到田野里采集崩大碗和田铎菜煎水给我灌饮。由于体弱多病,母亲信拜观音菩萨。我有一个小名“观雨”,母亲一直这样称呼我,这名字就取自观音。母亲还用襁褓背着我走很远的地方,认巫师为契父母,以保佑我无病无灾,四时平安。从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常常把我带到庙内,面朝众多土偶,烧香、叩头、跪拜。我断奶很晚,在此数年内,母亲严格忌食,糯米、鲤鱼、牛肉之类从来不敢食用。农村重男轻女,母亲虽然未曾贱视女孩,但是对于男孩的我,确实特别钟爱。

入夜,老旧的大木床成了我的乐园。煤油灯站在装满稻谷的大瓮的瓦盖上,橘红的光镀亮四壁,蟑螂在壁间不时地踱来踱去。母亲忙完手头的活计,然后坐到床沿上陪伴我,看我玩火柴、弹珠,盖房子和造车子。她插不上手,只是静静地看。我学会做手影,做出各种人和动物给她看;她觉得有趣,捉住我的手教她,可是怎么也学不会,惹得我得意地大笑。这时候,她就会把我揽过来,或者双手将我高高举起。许多时候,我会给母亲捶背,涂凡士林,递给她剪刀、针线、火篱子,做完了就像完成了什么大勋业似的兴奋。困了,大多在母亲的臂弯里入睡。在蹭来蹭去睡不着的时候,母亲也不会像别的母亲吓唬孩子那样,拿凶神恶煞或古灵精怪的东西来吓唬我,只是轻轻地拍打我,一边拍,一边唱古老的歌谣……

入学前夕,父亲命我到他兼做诊室的小屋子里睡觉。从此,我便永远失去和母亲在一起的温馨的夜晚了。

比起母亲,父亲是一位严厉的教官。为了不让我和野孩子混在一起,他把我看管起来,给我安排念诗和习字的功课。而这些,母亲是不能教给我的。其实生活中还有许多知识,如如何穿夹衣、系鞋带,睡觉时如何预防着凉等等,都是来自父亲的教习,更不要说翻查字典一类事情。这样,母亲自然下降到了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习字时,她会站在我身后,看我一笔一画地写,那么安静和耐心,却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

一天,母亲很郑重地告诫我,说字纸要存放起来,不能随便扔在地上踩踏,好像平日教我爱惜粮食,必须把丢在饭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一样。大概是从哪里听来“敬惜字纸”一类古训吧,总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在学习方面给我的唯一的教诲。

刚到镇上念初中,有一段时间天天逃学。由于从小被家人溺爱,一旦离家便得了“恋家症”。每到黄昏时分,一定想母亲,想祖母,想村里的炊烟,想得不行,就拔腿往家里跑。

当然这是父亲所不容许的。他强令我次日一定要回到学校里上课,这就苦了母亲。她得比往常提前一个多钟头起床,先给我做好饭,然后再为全家做早炊。全家吃的是稀饭和番薯,而我吃的却是白米饭,外加鸡蛋、鲜鱼和干虾。我不但毫无愧意,还受罪一般吃得抽抽搭搭。吃罢饭,四周暗黑,母亲怕我在路上受惊,总是护送我,到了一个叫新河的地方,天色大亮,这才在高坎上站定,目送我一个人走。

高中毕业后回到村子里,不久,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那时,我依然沉湎在小布尔乔亚的好梦里,想象在文学方面如何一鸣惊人。母亲对于我们的作为是不满意的,我们不但不曾设法减轻她的家务负担,也没有按照生产队的规矩出牌,吊儿郎当,经常缺勤。在母亲看来,我们肯定做不成殷实的庄稼人。过去,她大约受了父亲的影响,认为读书是少年人的正途,对于书本有所敬畏。现在不同了,我的身份已然改变。母亲会认为,书本的神圣性,或者说用处,只限于学校的范围内,是供那些饱食终日的“斯文人”使用的,村子里有哪一个庄稼人是沉迷于书本子的呢?她不能不把对我懒散的不满迁怨于书本。我多次发现,要是她安排我干活,而我因为耽于看书而迟迟行动,脸上就会露出愠意,甚至不屑的神色。在母亲那里,劳动是至上的,不论是何种劳动,绝没有世俗的那种贵贱之分。只要勤勤恳恳地劳动,她认为,建立一个小康之家应当不成问题,起码不至于饿死。母亲嫉恨书本是有道理的,她担心书本会勾引我走向堕落,成为二流子一类人物,以致毁了一生。

在实际生活的压力下,我们老实了许多。妻靠着一部老掉牙的华南牌缝纫机,以“搞副业”的形式,赢取了全队妇女的最高工分;而我已能娴熟地掌握各种农具和技术,在生产队的男劳力中,也曾一度积分最高。此后,母亲在我们面前变得和悦许多了。几年过后,我戏剧性地变做了卫生站里的医生角色,书本成了在场常用的道具。我不曾问过母亲,不知道她这时对书本还抱成见否。

无可否认,自从长大并亲近了书籍之后,我同母亲的关系确实变得日渐疏远起来。及至后来,我由医生改做了编辑,干起了做书本子的行当,离母亲就更远了。这是我想不到的,母亲更是想不到。那天,我手提简单的行李,登上手扶拖拉机,头一次远离故土,奔赴省城工作。这时,在送行的行列里,独不见母亲的身影。母亲呢?谁知道,她是不是一个人躲在老屋里暗暗哭泣?

可怕的是,这个发现来自几十年后的回忆。至于当时怎么想的,如今却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台风过后许久,记不清是一年中的第几次台风,我从省城回家探望父母。乍见之下,母亲便嗔怪说:“刮那么大的风,也不回家看看,家里要是被洪水浸没了,你也不知道……”在母亲心里,我当永远记挂着老家,就像她记挂着我一样;当她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时,当然要感到失望了。

省城离村子迢迢千里,而且,我是一个有工作的人,那时又正值“清污”,受到报刊公开批判,哪里能够说回来就马上回来的呢?可是,她不晓得这些,也不管这些,她看重的只是情感,乡土的情感,家的情感,这才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论命运,三姐非常不幸。为了三姐的遭遇,母亲益增了许多忧患,直至终其一生。

三姐比我大七岁,和柳青《创业史》中的徐改霞是同一代人。她们在合作化时期小学毕业,毕业后,同时走向城市,到处寻找招工的单位,最后同样以碰壁告终。

公社化时候,村里成立了一所“农业中学”,三姐最早成为其中的学生。学校延请了两位教师,年老的姓罗,年轻的姓梁。一年后,三姐开始同这位姓梁的教师闹恋爱了。所谓命运,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当时,邻村有一位姓关的青年军官追求三姐,拼命写信,还寄了相片,结果因为三姐不喜欢军人而作罢。倘若她做了军官太太,一生将顺遂许多;可是,潜在的土匪血统支配了她,她为自己选择一条叛逆的,不问而知也是坎坷的道路。

很快,大跃进下马,农中解散。姓梁的教师是地主的儿子,父母早已亡故,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无法可想,只好远走省城讨生活,一边跑工地,一边做点黑市小买卖。三姐在全国实行人口管制的情况下,竟敢离家出走,紧随恋人而去,而且一去就是三年!一天醒来,不见了三姐。父亲说是失踪了,母亲在一边不说话,眨巴着眼睛,脸上布满泪痕。

父亲反对三姐恋爱,何况对象是地主的儿子。“阶级”是父亲一生中最畏惧的字眼,他亲眼看到,在这字眼后面牵系着的许多无告的亡魂。但是,三姐无所畏惧,她确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大约十天左右,父亲接到三姐的来信,报告她已经到了省城。据说信很短,留下一个通信地址,说目下有工可做、无须远念云云。一个年轻女子,远在千万里外流浪,无亲无故,如何不让父母挂念呢?那时没有长途电话,远近只靠信件联络,于是母亲天天催父亲写信,向父亲打听三姐的情况。为了使父母放心,三姐在信中编造了许多玫瑰色的故事。十几年后,她告诉我真实的情形是:天天跑工地,省城郊县的许多工地她都跑过。倘若做上临工是幸运的,至少有地方可以歇宿,不然就得露宿街头。由于省城严查“黑人黑户”,她无处安顿,曾经有过许多个夜晚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直到天亮。那时候没有通行证,出门需要单位证明,好在她事先让村里的一位干部朋友给了一沓加盖了大队公章的便笺,随机填写,才不至于像许多外出的青年人一样进收容所。可是,怎么可能如实陈说所有这些呢?在父母面前,她必须扮演一个喜剧的角色。直到有一天,她除掉面具,背着行李面容憔悴地出现在父母面前。

半年前,三姐同她苦恋的男人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家里悄悄举行了婚礼。后来,她把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木已成舟,父亲没有异议,而母亲在儿女婚事问题上并不介入,她是任由他们自己做主的。一周前,广州出现“大逃港”风潮,传闻政府开放海关一周,内地人可以买火车票直达香港。三姐的男人就在头两天买票去的,而她因患病不能同往,从此,“各自天一涯”,两人相隔整整二十年不能相见。

命运有一种偶然性,它那种反逻辑的力量是难以抵御的。三姐没有世俗所称的所谓“夫家”,只能在“娘家”长住,这是她难以接受的,然而又无可奈何。她每天发烧,迅速消瘦,几个月后颈部出现肿大的淋巴。父亲作“瘰疬”处理,又延请中医外科朋友治疗,使用各种民间验方,均无效果。一天深夜,三姐突然昏迷,抽搐,医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之后,医院去。住院长达半年,多由母亲陪伴照顾,在此期间,母亲还要不时地抽身返回村里看望自留地里的作物。三姐和瓜菜杂粮都是母亲的儿女,此时同样离不开她。

三姐与死神擦身而过,可是脚部留下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在村子里,她没有户口,生产队不给口粮。她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好给我们带孩子,兼起保姆和家庭教师的双重角色。开始时,男人常有信来,也寄了些钱和药物,后来渐渐冷落,有几年全无音讯。于是,媒人陆续上门,劝说三姐改嫁。三姐烈性,斥退了来人,当她转过身去,心里一定很苦。也有媒人找到母亲,试图以父母之命施加影响,母亲一样摆手回绝。她了解三姐,尊重三姐的选择,但心里也一定很苦。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据说内地逃港者有一百万之多,沿海地区多采用偷渡的方式,集体集资买船,经海路去香港。三姐自知在大陆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何况男人就在香港,因此加盟偷渡是很自然的事。她一面联络同人,一面凑集经费,有三两个月,天天带着一条病腿,上山割草卖。每天卖草的收入不足两元,在今日菜市场上买不到一两肉,可是她记得“聚沙成塔”的古话,在这个世界便没有困难可以阻挡她。可是出师不利,不是毁于告密,就是中途受阻,三姐无论如何奔走挣扎,最后仍旧被命运扔回原地。

因为偷渡,三姐在县城的监狱里关押过两次,又因为有过这种“投敌叛国”的行为,在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被拉到大会上陪斗。记得中秋节的一天,我到城里探监回来,母亲蹙着眉,还是那种熟悉的语气问:“阿三怎么样了呢?”我说话哄她:“三姐很好,人胖了。看门的让我们说了许久许久的话,还告诉我,她很快就出来啦。”其实,狱方根本就不让我见到三姐。

“文革”结束后,三姐向公安部门多次提出申请,终于在年获准去了香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告别家人时高兴的样子。直到她踏足港地,才得知她的男人已经另立了家庭。

梦想破灭了。可以设想,对于三姐来说,这是一个何等沉重的打击。她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两个眼圈黑黝黝的,看起来像熊猫一样,明显是失眠的病征。

母亲第一句问话是:“阿梁成家了没有?”可见问题在她的心里盘桓已久。三姐强颜欢笑,自然说没有。但是,母亲始终感到困惑的是,她的女婿并没有随同女儿一起回来省亲。她向三姐提出,她很想到香港玩玩,实际上无非希望借机探听两口子的底细。孝顺的女儿迁延没有答复,母亲当然不可能成行,为此,三姐不知怎样地痛恨自己。

三姐是劳工阶层,收入少,假期也少,每年回来一两次,每次最多逗留三几天。在香港,她租房住,那里的房租昂贵是有名的,这样可支配的余钱并不多。她头几年回来都会多带些钱给我,怕我孩子多,薪金不敷家用,后来就把钱全给了母亲。母亲从来不懂得花钱,给那么多钱干什么呢?三姐说:她要留着就留着,送人就送人,用不着管她,只要她高兴就行。对三姐来说,与其说是答报母亲,不如说在救赎自己!

十几年来,三姐只有一次长假,足足有半个月时间,早晚和母亲在一起。她返港之后,母亲好几天躺在床上不出门,我看她的时候,一副泪眼婆娑的样子。她对我说:“阿三走了不习惯,心里老挂着。”

母亲去世那年,刚好三姐退休,她在广州买了房子一个人住,有充足的空间,也有充足的时间,只是母亲已经用不着陪伴了。

四妹的婚事问题,同样困扰着母亲。

我自从做了乡村医生,而母亲又吃了“老人粮”之后,四妹便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除了跟随生产队出工以外,从前母亲做的家务活大半落在她的头上。她年纪轻轻,可是没有一天闲着,如此累月经年,过三十岁还没有出嫁。

母亲平日不大管事,这时不免向我嘀咕几句,意思是要我这个做兄长的能够负起责任。如果要在乡下找一户人家,应当不是难事,但是,我对生产队体罚般的劳动和农村死气沉沉的氛围已极其反感,四妹和她的伙伴其实并不想待在农村,至于母亲自己,多年恪守的关于劳动致富的信条也开始动摇了,于是开始托人在城里找出路。城市与乡村的地位太悬殊了,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城里人的优越感根本无法让人接受,我作为先遣代表,到城里看过两家,谈判结束事情也就结束了,连向四妹交代的勇气也没有。

不久,因为到省城工作,不得不把四妹的事情耽搁下来。好在四妹经常出城走动,自己找到了对象,这样才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事。

两年后,四妹生下一个女儿,母亲宠爱得很,担当外婆的新角而乐于操劳。小女孩成了家庭的中心,随着她一天天长大,母亲也就退向大家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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