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散文林贤治通往母亲的路

点击上方蓝字 　　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

过去，童养媳在农村并非是罕见的现象。

在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个童养媳。童养媳其实是小女奴，她们的身份从小就被确定了，而且大多数遭到家人的虐待。婆婆的权威至高无上，不能忤逆。一个童养媳跟婆婆顶嘴之后跑回娘家，当天被娘家遣返。婆婆掌嘴，还用烧红的柴炭烫她的脚，一边烫一边骂：“小母狗，看你还跑到哪儿？”

祖母心肠软，膝下又没有女儿，母亲过门以后自然充当了婆婆兼母亲的双重角色。祖母教会母亲生活，劳动，待人接物的各种礼仪。虽然，母亲得一刻不停地干活，但是从来不曾遭到祖母的打骂。要是到远处干活，祖母会留给母亲最好的饭食；两个人在外面干活，祖母会给她吃稠的，自己喝稀的。遇到挑担子，祖母也会把重担撂在自己肩上，有时还得接应母亲。平时，母亲很少与人争执，遇事时祖母总是袒护她，使她特别感激。

母亲想不到，有一天，怜爱她的祖母竟然也会伤害她。

大哥早夭，母亲接下来一连生了三个女孩。这时，祖母按捺不住了。她认定母亲“命水”不好，从传宗接代的方面考虑，决定让父亲纳妾。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还手的打击。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既不敢哀求，更不敢抗辩，天天晚上跑到大姑妈家里哭。

父亲是有名的孝子，但是在纳妾这件事上，他没有顺从母命。而祖母也不肯妥协，从此母子间冲突不断，直到我出生之后，才算有了和平的局面。

按逻辑推断，母亲对祖母一定会怨恨在心。然而没有。母亲记住了祖母所有对她的好处。就在纳妾的事情上，她也不会觉得祖母有什么错处，天底下毕竟有那么多男人纳妾；只是火落到了自己头上，能逃脱算是幸运，逃不脱便只好认命。

因此，母亲一直保持着对祖母的敬爱。

我上高中的时候，祖母卧病不起，时间拖了整整三年。回过头看，祖母大约得的是肺结核，或者其他心脑疾病并发支气管扩张出血，床头置放着一只痰盂，每天都有痰血吐在里面。在乡下，老人得了重病简直是无须医治的。父亲医院去，只是偶尔给吃几服中药；不过，他会时常看顾祖母，站在床前跟祖母说说话。有时，为讨祖母高兴，还会像“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一样，打拳给祖母看。至于祖母生活中的诸多事项，除了煎药，全都包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其中包括供给饮食、照顾便溺、清理痰盂、洗换被服，等等。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母亲照例做着日课，毫无怨言。

而且，母亲并非专职的陪护，她要在野外劳动归来之后做着所有这些，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家务缠身。周围的女人替她抱不平，说：德奎婆不是有两个媳妇吗？另一个呢？于是怂恿母亲和三婶母轮值照顾祖母。母亲听了，并不在意，也不搭理，照例做她的日课。

祖母去世时，村里正好发大水。我家老屋的外墙坍塌了，全家搬到邻近的草间居住。母亲发现，先前一直陪伴祖母的老黑猫恋着老屋，在那里走来走去，不肯跟我们迁移。我们捉它的时候，它就逃上祖母住的屋顶，在那里守着，不吃也不喝。母亲很是悲戚，把黑猫认作祖母的魂灵，于是一天三顿，每顿都端着盛了猫食的瓦盆子，端端正正地摆放到老屋的墙头上去。

去世前，祖母把金耳坠解下来交给母亲，连同祝福。

临到母亲，最后也像祖母一样解下耳坠子，郑重地交到妻的手上。

夫妇之间，城里人称“爱人”。这个称呼始终没有在乡下流行起来，大约由于乡村讲究“从一而终”，一旦结合，哪怕“怨偶”，毕竟也是“偶”，因此自然舍弃这个多少有点张扬的酸溜溜的字眼，而采用另一个平实的公婆的称谓。夫妇互相招呼，便称“孩子他爹”，或是“孩子他娘”，故意拉大距离，显得不那么亲热。

对于父亲，母亲从来直呼其名，这在上辈人来说是少见的。妇女的名字，称呼时一般不被提起，只说丈夫的名字，再加一个附带性的“后缀”。比如村里有一个男人叫德利，辈分很高，却起了一个叫“二妹”的小名，这样晚辈称呼他的女人就只得叫“德利二妹婆”，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又长又别扭。合作化时候，村里的妇女给起了一批新名字：“丽英”“玉珍”“翠芳”之类。虽然大同小异，但是有着独立的意义。父亲填表入社时，并不替母亲起名字，仍用原来的小名阿慈。在他们之间，似乎谈不上恩爱，彼此尊重应当是说得过去的。他们从来不曾打闹过，这在上辈人来说也很少见。

平日里，父亲和母亲两人很少对话。父亲见识广，有主见，凡家庭的大计划，比如修房子、买田地、卖猪卖牛，都用不着跟母亲商议，但是会“照会”母亲。而母亲是一个事务主义者，今日重复昨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通报的新事；只有涉外事务，比如亲戚来了，该如何打发一类，才会“照会”父亲。

母亲在人前常常自言蠢笨，对于父亲的作为，大致上是诚服的。但是，她并不把父亲当权威看，对于父亲的意见，决不肯违心地服从。母亲有一个特点，只要心存异议，从不争辩，只是保守沉默，甚至几天几夜不说话。沉默时，她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把嘴唇撅起来，父亲说是可以挂一个油瓶子。初中时，一次周末回家，父亲很着急地告诉我，午饭时对母亲数落了几句，她就空手出门去了，至今没有回来。这时，天已擦黑，全家不得不分头去找，惊动半个村子，依然不见人影。直至午夜，母亲才闷声不响地踽踽归来。

这是一种消极的对抗态度。父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根本受不了这种冷战气氛，所以到最后，还是自己投降了事。

在农村家庭，无论女人多么能干、强悍，在男人面前都是弱者。打闹，罢工，出走，以致服毒，上吊，都是弱者的武器。其目的无非为了维护自我有限的尊严，改变不平等的地位。母亲跟别人不同，她使用的武器惟有沉默，这种武器实质上将火力对准自己，对别人构不成伤害。至于出走，很可能是她看透了父亲跟祖母一样的软心肠，因此借此恐吓一下，让父亲懂得退让。还有一种可能是，她只是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舔自己的伤口，完全与别人无关。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此后，这种行动再也不曾出现过。

父亲读书人出身，有着不少的传统观念，其中之一是不弃“糟糠之妻”，平时对母亲是宽容的。他坚持不纳妾，大概也同这观念有关，致使母亲为此感激一生。还有一个观念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两个观念，在母亲这里是有冲突的，因为她永远记得来自“手足”的伤害。

祖母生下父亲和三叔父兄弟两人，从小疼爱三叔父。祖父死得早，家庭的重担落在父亲的身上，但因此，也磨练了他的生存的勇气和能力，正式结婚过后，就早早外出教书挣钱了。父亲把挣来的钱按月寄给三叔父，让三叔父当家。可是，他想不到三叔父沾染了纨绔子弟的习气，游荡，赌博，几乎把钱花个精光。三姐说，那时已经有了大哥大姐，可是连他们长达一个月也尝不到肉味。父亲假日回家，母亲将真实情形告知他，而祖母为了保护三叔父，却是极力加以掩饰。父亲走后，三叔父迁怒于母亲，冲突之下，竟然大打出手。

母亲恩仇分明，看来有点乃父之风。她记恨三叔父，还有土改的事。那时，兄弟俩已经分家。我家差点被评为富农，幸好有贫协主席多人为之解脱，而三叔父是贫农小组长，却不曾出面为我们说话。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母亲看来等于见死不救，用她的话说就是“等沉船捡舢板”，居心叵测。母亲不知道，当时不少地主富农是由亲人检举揭发最后定案的，因为亲人的证据最具杀伤力。这其中，有出于工作队动员的，也有主动请缨的。主动有什么好处呢？目的是可以合法地侵占亲人的财产。借亲人下手，很有点“以夷制夷”的味道。比起这些“踩水入船”分子，公平点说，三叔父的态度温和多了。

至于三婶母对母亲的伤害，则是人格上的伤害。伤害之大，她们都想不到，竟然成了当时方圆几十里的一个新闻事件。

我家，三叔父家，还有不同房族的阿祖婆一家，合住一间大屋。靠门口的一半属于阿祖婆。我家住里间，三叔父家住廊间，两家共用一爿厅堂和天井。阿祖婆在厅里设置牛栏，养了一头母牛，一头小牛；三叔父家的稻草就堆放在大厅的另一个角落里。

一天，母亲刚刚从地里回来，阿祖婆就从屋里冲了出来，揪住母亲的襟领破口大骂，说母亲心肠歹毒，打死她的小牛。母亲一头雾水，当然不会承认，这时阿祖婆再次拽住祖母，说：墙没穿，屋没破，哪个恶人进来啦？不是你媳妇是谁呢？祖母猜定是三婶母干的，因为她多次抱怨堆放的稻草被小牛叼走、嚼食，这次可能被她亲自撞见，一时性起，失手把小牛打死了。为了息事宁人，祖母背后劝说母亲包揽在自己身上，说：你是大嫂，大人大量，就饶让她这一次吧。又说：吃亏是福，善心积德益子孙。

母亲居然听从了。

母亲供认之后，阿祖婆立刻告上村公所，要母亲挂牌到镇上示众。据说示众时，母亲得敲着一面小锣，一边敲一边说着自渎的话。阿祖婆和三婶母本来很要好，后来不知为何闹矛盾，把小牛事件给翻了出来。阿祖婆凑近三婶母的脸骂：“你这烂毒妇！昧良心！打死了小牛，反赖自己大嫂……”三婶母始终不敢吱声，事情才算真相大白。

有了这段屈辱史，母亲也没有和三叔父一家断绝外交关系，对双方儿女间的往来也不设关卡，算是“和平共处”。三婶母嘴巴不饶人是出了名的，周围的妇女都怕她，大约因为背了历史上这笔精神债务的缘故，独独对母亲还能保存几分敬畏。

父亲始终贯彻他的“兄弟如手足”的原则，对于三叔父一家，在经济上一直提供援助。父亲的援助尽量不让母亲知道，而母亲也装做真的懵然不知。三叔父家有一天断炊，父亲深夜摸黑起来，拿着准备好的布袋走近米缸，悄悄装满了便提着走。可是他粗心大意，竟不知道布袋破了一个小洞。第二天早上，母亲起来做饭时发现，有一行大米弯弯曲曲清清楚楚地从里间一直通向廊间。她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叫醒父亲说：“你起来看，老鼠偷大米啦！”父亲连连摆手，又指了指廊间，意思是不要让三叔父家听到难为情。

这是三姐说的故事。在母亲晚年，我曾经当面问她是否有过这样一回事。母亲说：是呀！你父亲一辈子都记挂你三叔父，怕他饿死。她大概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说完便笑了。

……

父亲去世当晚，我从命把巫师请来，刚刚在厅堂里站定，就听见身边“咚”的一声，只见母亲双膝一齐跪下，放声哭道：“夫君呀——”接着用了乡间哭丧歌的调式，一边哭，一边唱起来。我不忍面对这种场面，把三姐撇在原处，径自走出门去。

母亲一直唱了一个多钟头，哀嚎一般，在村头也能听到。

第二天早上，我问三姐，母亲唱了小半夜，都唱了些什么？三姐说，母亲唱父亲一生怎样受苦受屈受累，唱到后面，净唱父亲待她怎样地好……

我听了，眼泪夺眶而出。

比起城里人，农村妇女的生殖能力特别旺盛，每人膝下都有一大群儿女。乡下人的生殖是同生产连在一起的，单纯的、吃喝玩乐的生活不是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需要劳动力，需要更多强壮的臂膀，需要男丁。近三十年来，国家积极推行“计划生育”运动，而农民仍然不顾一切，冒着严厉的惩罚，包括被追捕和关押的风险，也要更多地生育。

听三姐说，母亲也曾生下七八个男女，大半夭折了。即使剩下三姐、我和四妹三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重组家庭，母亲相随着不知道损耗了多少心力。父亲是乡村医生，虽然在经济上无须太多忧虑，重大事务上可以代替她承受压力，但是，作为一名农村妇女，童养媳，妻子和母亲，始终无法摆脱悲剧性的角色——有事或无事的悲剧。而生活可以给她的喜剧的戏份实在太少了。

我是独生子，在家里自然成了宝贝。出生后，据说接生婆说是痰火大，要母亲天天到田野里采集崩大碗和田铎菜煎水给我灌饮。由于体弱多病，母亲信拜观音菩萨。我有一个小名“观雨”，母亲一直这样称呼我，这名字就取自观音。母亲还用襁褓背着我走很远的地方，认巫师为契父母，以保佑我无病无灾，四时平安。从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常常把我带到庙内，面朝众多土偶，烧香、叩头、跪拜。我断奶很晚，在此数年内，母亲严格忌食，糯米、鲤鱼、牛肉之类从来不敢食用。农村重男轻女，母亲虽然未曾贱视女孩，但是对于男孩的我，确实特别钟爱。

入夜，老旧的大木床成了我的乐园。煤油灯站在装满稻谷的大瓮的瓦盖上，橘红的光镀亮四壁，蟑螂在壁间不时地踱来踱去。母亲忙完手头的活计，然后坐到床沿上陪伴我，看我玩火柴、弹珠，盖房子和造车子。她插不上手，只是静静地看。我学会做手影，做出各种人和动物给她看；她觉得有趣，捉住我的手教她，可是怎么也学不会，惹得我得意地大笑。这时候，她就会把我揽过来，或者双手将我高高举起。许多时候，我会给母亲捶背，涂凡士林，递给她剪刀、针线、火篱子，做完了就像完成了什么大勋业似的兴奋。困了，大多在母亲的臂弯里入睡。在蹭来蹭去睡不着的时候，母亲也不会像别的母亲吓唬孩子那样，拿凶神恶煞或古灵精怪的东西来吓唬我，只是轻轻地拍打我，一边拍，一边唱古老的歌谣……

入学前夕，父亲命我到他兼做诊室的小屋子里睡觉。从此，我便永远失去和母亲在一起的温馨的夜晚了。

比起母亲，父亲是一位严厉的教官。为了不让我和野孩子混在一起，他把我看管起来，给我安排念诗和习字的功课。而这些，母亲是不能教给我的。其实生活中还有许多知识，如如何穿夹衣、系鞋带，睡觉时如何预防着凉等等，都是来自父亲的教习，更不要说翻查字典一类事情。这样，母亲自然下降到了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习字时，她会站在我身后，看我一笔一画地写，那么安静和耐心，却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

一天，母亲很郑重地告诫我，说字纸要存放起来，不能随便扔在地上踩踏，好像平日教我爱惜粮食，必须把丢在饭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一样。大概是从哪里听来“敬惜字纸”一类古训吧，总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在学习方面给我的唯一的教诲。

刚到镇上念初中，有一段时间天天逃学。由于从小被家人溺爱，一旦离家便得了“恋家症”。每到黄昏时分，一定想母亲，想祖母，想村里的炊烟，想得不行，就拔腿往家里跑。

当然这是父亲所不容许的。他强令我次日一定要回到学校里上课，这就苦了母亲。她得比往常提前一个多钟头起床，先给我做好饭，然后再为全家做早炊。全家吃的是稀饭和番薯，而我吃的却是白米饭，外加鸡蛋、鲜鱼和干虾。我不但毫无愧意，还受罪一般吃得抽抽搭搭。吃罢饭，四周暗黑，母亲怕我在路上受惊，总是护送我，到了一个叫新河的地方，天色大亮，这才在高坎上站定，目送我一个人走。

高中毕业后回到村子里，不久，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那时，我依然沉湎在小布尔乔亚的好梦里，想象在文学方面如何一鸣惊人。母亲对于我们的作为是不满意的，我们不但不曾设法减轻她的家务负担，也没有按照生产队的规矩出牌，吊儿郎当，经常缺勤。在母亲看来，我们肯定做不成殷实的庄稼人。过去，她大约受了父亲的影响，认为读书是少年人的正途，对于书本有所敬畏。现在不同了，我的身份已然改变。母亲会认为，书本的神圣性，或者说用处，只限于学校的范围内，是供那些饱食终日的“斯文人”使用的，村子里有哪一个庄稼人是沉迷于书本子的呢？她不能不把对我懒散的不满迁怨于书本。我多次发现，要是她安排我干活，而我因为耽于看书而迟迟行动，脸上就会露出愠意，甚至不屑的神色。在母亲那里，劳动是至上的，不论是何种劳动，绝没有世俗的那种贵贱之分。只要勤勤恳恳地劳动，她认为，建立一个小康之家应当不成问题，起码不至于饿死。母亲嫉恨书本是有道理的，她担心书本会勾引我走向堕落，成为二流子一类人物，以致毁了一生。

在实际生活的压力下，我们老实了许多。妻靠着一部老掉牙的华南牌缝纫机，以“搞副业”的形式，赢取了全队妇女的最高工分；而我已能娴熟地掌握各种农具和技术，在生产队的男劳力中，也曾一度积分最高。此后，母亲在我们面前变得和悦许多了。几年过后，我戏剧性地变做了卫生站里的医生角色，书本成了在场常用的道具。我不曾问过母亲，不知道她这时对书本还抱成见否。

无可否认，自从长大并亲近了书籍之后，我同母亲的关系确实变得日渐疏远起来。及至后来，我由医生改做了编辑，干起了做书本子的行当，离母亲就更远了。这是我想不到的，母亲更是想不到。那天，我手提简单的行李，登上手扶拖拉机，头一次远离故土，奔赴省城工作。这时，在送行的行列里，独不见母亲的身影。母亲呢？谁知道，她是不是一个人躲在老屋里暗暗哭泣？

可怕的是，这个发现来自几十年后的回忆。至于当时怎么想的，如今却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台风过后许久，记不清是一年中的第几次台风，我从省城回家探望父母。乍见之下，母亲便嗔怪说：“刮那么大的风，也不回家看看，家里要是被洪水浸没了，你也不知道……”在母亲心里，我当永远记挂着老家，就像她记挂着我一样；当她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时，当然要感到失望了。

省城离村子迢迢千里，而且，我是一个有工作的人，那时又正值“清污”，受到报刊公开批判，哪里能够说回来就马上回来的呢？可是，她不晓得这些，也不管这些，她看重的只是情感，乡土的情感，家的情感，这才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论命运，三姐非常不幸。为了三姐的遭遇，母亲益增了许多忧患，直至终其一生。

三姐比我大七岁，和柳青《创业史》中的徐改霞是同一代人。她们在合作化时期小学毕业，毕业后，同时走向城市，到处寻找招工的单位，最后同样以碰壁告终。

公社化时候，村里成立了一所“农业中学”，三姐最早成为其中的学生。学校延请了两位教师，年老的姓罗，年轻的姓梁。一年后，三姐开始同这位姓梁的教师闹恋爱了。所谓命运，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当时，邻村有一位姓关的青年军官追求三姐，拼命写信，还寄了相片，结果因为三姐不喜欢军人而作罢。倘若她做了军官太太，一生将顺遂许多；可是，潜在的土匪血统支配了她，她为自己选择一条叛逆的，不问而知也是坎坷的道路。

很快，大跃进下马，农中解散。姓梁的教师是地主的儿子，父母早已亡故，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无法可想，只好远走省城讨生活，一边跑工地，一边做点黑市小买卖。三姐在全国实行人口管制的情况下，竟敢离家出走，紧随恋人而去，而且一去就是三年！一天醒来，不见了三姐。父亲说是失踪了，母亲在一边不说话，眨巴着眼睛，脸上布满泪痕。

父亲反对三姐恋爱，何况对象是地主的儿子。“阶级”是父亲一生中最畏惧的字眼，他亲眼看到，在这字眼后面牵系着的许多无告的亡魂。但是，三姐无所畏惧，她确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大约十天左右，父亲接到三姐的来信，报告她已经到了省城。据说信很短，留下一个通信地址，说目下有工可做、无须远念云云。一个年轻女子，远在千万里外流浪，无亲无故，如何不让父母挂念呢？那时没有长途电话，远近只靠信件联络，于是母亲天天催父亲写信，向父亲打听三姐的情况。为了使父母放心，三姐在信中编造了许多玫瑰色的故事。十几年后，她告诉我真实的情形是：天天跑工地，省城郊县的许多工地她都跑过。倘若做上临工是幸运的，至少有地方可以歇宿，不然就得露宿街头。由于省城严查“黑人黑户”，她无处安顿，曾经有过许多个夜晚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直到天亮。那时候没有通行证，出门需要单位证明，好在她事先让村里的一位干部朋友给了一沓加盖了大队公章的便笺，随机填写，才不至于像许多外出的青年人一样进收容所。可是，怎么可能如实陈说所有这些呢？在父母面前，她必须扮演一个喜剧的角色。直到有一天，她除掉面具，背着行李面容憔悴地出现在父母面前。

半年前，三姐同她苦恋的男人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家里悄悄举行了婚礼。后来，她把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木已成舟，父亲没有异议，而母亲在儿女婚事问题上并不介入，她是任由他们自己做主的。一周前，广州出现“大逃港”风潮，传闻政府开放海关一周，内地人可以买火车票直达香港。三姐的男人就在头两天买票去的，而她因患病不能同往，从此，“各自天一涯”，两人相隔整整二十年不能相见。

命运有一种偶然性，它那种反逻辑的力量是难以抵御的。三姐没有世俗所称的所谓“夫家”，只能在“娘家”长住，这是她难以接受的，然而又无可奈何。她每天发烧，迅速消瘦，几个月后颈部出现肿大的淋巴。父亲作“瘰疬”处理，又延请中医外科朋友治疗，使用各种民间验方，均无效果。一天深夜，三姐突然昏迷，抽搐，医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之后，医院去。住院长达半年，多由母亲陪伴照顾，在此期间，母亲还要不时地抽身返回村里看望自留地里的作物。三姐和瓜菜杂粮都是母亲的儿女，此时同样离不开她。

三姐与死神擦身而过，可是脚部留下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在村子里，她没有户口，生产队不给口粮。她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好给我们带孩子，兼起保姆和家庭教师的双重角色。开始时，男人常有信来，也寄了些钱和药物，后来渐渐冷落，有几年全无音讯。于是，媒人陆续上门，劝说三姐改嫁。三姐烈性，斥退了来人，当她转过身去，心里一定很苦。也有媒人找到母亲，试图以父母之命施加影响，母亲一样摆手回绝。她了解三姐，尊重三姐的选择，但心里也一定很苦。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据说内地逃港者有一百万之多，沿海地区多采用偷渡的方式，集体集资买船，经海路去香港。三姐自知在大陆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何况男人就在香港，因此加盟偷渡是很自然的事。她一面联络同人，一面凑集经费，有三两个月，天天带着一条病腿，上山割草卖。每天卖草的收入不足两元，在今日菜市场上买不到一两肉，可是她记得“聚沙成塔”的古话，在这个世界便没有困难可以阻挡她。可是出师不利，不是毁于告密，就是中途受阻，三姐无论如何奔走挣扎，最后仍旧被命运扔回原地。

因为偷渡，三姐在县城的监狱里关押过两次，又因为有过这种“投敌叛国”的行为，在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被拉到大会上陪斗。记得中秋节的一天，我到城里探监回来，母亲蹙着眉，还是那种熟悉的语气问：“阿三怎么样了呢?”我说话哄她：“三姐很好，人胖了。看门的让我们说了许久许久的话，还告诉我，她很快就出来啦。”其实，狱方根本就不让我见到三姐。

“文革”结束后，三姐向公安部门多次提出申请，终于在年获准去了香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告别家人时高兴的样子。直到她踏足港地，才得知她的男人已经另立了家庭。

梦想破灭了。可以设想，对于三姐来说，这是一个何等沉重的打击。她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两个眼圈黑黝黝的，看起来像熊猫一样，明显是失眠的病征。

母亲第一句问话是：“阿梁成家了没有？”可见问题在她的心里盘桓已久。三姐强颜欢笑，自然说没有。但是，母亲始终感到困惑的是，她的女婿并没有随同女儿一起回来省亲。她向三姐提出，她很想到香港玩玩，实际上无非希望借机探听两口子的底细。孝顺的女儿迁延没有答复，母亲当然不可能成行，为此，三姐不知怎样地痛恨自己。

三姐是劳工阶层，收入少，假期也少，每年回来一两次，每次最多逗留三几天。在香港，她租房住，那里的房租昂贵是有名的，这样可支配的余钱并不多。她头几年回来都会多带些钱给我，怕我孩子多，薪金不敷家用，后来就把钱全给了母亲。母亲从来不懂得花钱，给那么多钱干什么呢？三姐说：她要留着就留着，送人就送人，用不着管她，只要她高兴就行。对三姐来说，与其说是答报母亲，不如说在救赎自己！

十几年来，三姐只有一次长假，足足有半个月时间，早晚和母亲在一起。她返港之后，母亲好几天躺在床上不出门，我看她的时候，一副泪眼婆娑的样子。她对我说：“阿三走了不习惯，心里老挂着。”

母亲去世那年，刚好三姐退休，她在广州买了房子一个人住，有充足的空间，也有充足的时间，只是母亲已经用不着陪伴了。

四妹的婚事问题，同样困扰着母亲。

我自从做了乡村医生，而母亲又吃了“老人粮”之后，四妹便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除了跟随生产队出工以外，从前母亲做的家务活大半落在她的头上。她年纪轻轻，可是没有一天闲着，如此累月经年，过三十岁还没有出嫁。

母亲平日不大管事，这时不免向我嘀咕几句，意思是要我这个做兄长的能够负起责任。如果要在乡下找一户人家，应当不是难事，但是，我对生产队体罚般的劳动和农村死气沉沉的氛围已极其反感，四妹和她的伙伴其实并不想待在农村，至于母亲自己，多年恪守的关于劳动致富的信条也开始动摇了，于是开始托人在城里找出路。城市与乡村的地位太悬殊了，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城里人的优越感根本无法让人接受，我作为先遣代表，到城里看过两家，谈判结束事情也就结束了，连向四妹交代的勇气也没有。

不久，因为到省城工作，不得不把四妹的事情耽搁下来。好在四妹经常出城走动，自己找到了对象，这样才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事。

两年后，四妹生下一个女儿，母亲宠爱得很，担当外婆的新角而乐于操劳。小女孩成了家庭的中心，随着她一天天长大，母亲也就退向大家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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