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蓝失去父亲的劫难

本文经作者授权首发

年文革前最后一张全家福照，右一为作者

(一)

年的5月，在嘉定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园里，关于父亲史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科大的两派针锋相对,“红革会”高喊“打倒史风”，而“红三司”一派则坚持要“解放史风”。高音喇叭终日叫个不停,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四个方面：父亲是不是托派、叛徒、文艺黑线、走资派?

“红三司”的说：史风同志年就参加了革命，是党的好干部，要予以解放；“红革会”的则说：史风是文艺黑线的走资派，是托派、叛徒，(1)父亲的堂妹夫陈忍是浙江地下党的组织里的托派（注：陈忍于解放初期被作为托派而处死。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审，中共浙江省委通知家属：陈忍的问题属于党内不同意见，不应处理为敌我矛盾，应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推理父亲也是托派。(2)当年浙江的军统特务国民党少将刘怡生悬赏数万元银洋捉拿父亲，所以父亲是叛徒。刘怡生解放后在押，上海科大红革会的红卫兵居然可以去提审他，说什么给他一个立功机会，刘怡生说他抓到过父亲。父亲现在居然还活着，所以父亲是叛徒。(3)父亲的入党介绍人邵荃麟是鼓吹“中间人物”的文艺黑线干将，文革开始就是死老虎了,而父亲之前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就是坚持文艺黑线，因右倾成为“彭德怀分子”，贬到黑龙江省戏曲学校，在那里继续执行文艺黑线，文艺黑线人物无疑。(4)以上三条可以推出父亲年到上海科大至年文革,这一年时间，他当然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必是走资派无疑。

父亲年从军队转业到北京任中央广播电视实验剧团团长，年因右倾错误发配至黑龙江，留哈尔滨任黑龙江戏曲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年甄别后撤销处分回到广播事业局。年2月18日的傍晚，他带着我们全家人离开北京乘火车去上海，到上海科技大学任党委常委、总务长。

有天我正好有事到科大去，正走着，听到有人叫我，我一看，是父亲。他头上戴一顶草帽，穿一条藏青色裤子，一件浅米色的茧绸短袖衬衫。在他的衬衫背面，有用墨汁写的打倒史风(父亲的名字倒写还打着大叉子）的字样。父亲就穿着这件衣服，若无其事地在科大校园里扫地。我心头一酸，说：“爸爸，我帮你扫。”爸爸微笑地摇摇头，说：“你来是有事情要办吧?去办事吧”。

当时作为一名高二学生，我反复地回忆多年来父亲对我的教育，怎么想都觉得他绝不会是什么反革命！当然，在家庭生活中，我是长女，感觉父亲对我比较严厉，对妹妹们有些溺爱，其它的还真说不出什么来。可是，我觉得心里没有底。于是在我下乡劳动之前，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到底有没有问题？学校里的那些大字报写的是不是真的？”爸爸非常严肃地说：“好吧，看来我们是应该好好谈一谈了。”

针对学校大字报的内容和我的疑问，父亲向我逐一做了解释和说明。(１)他不是托派。当年在浙江做地下工作时，没参加过被称为托派的组织，但是，由于他与“托派”陈忍的亲戚关系，在当时山上的地下党组织批托派时，他也被当作托派软禁了。后来他逃下了山，失掉了组织关系。在洪逸同志的帮助下，他辗转到了皖江新四军根据地，经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批准，恢复组织关系。

(２)他没有被捕过。敌人确实是悬赏数万元大洋要抓捕他的。父亲的叔叔得知父亲回老家的消息被县党部知道了，就立即赶到老家长兰村通风报信。当时父亲正在刷牙，什么也来不及收拾，得以逃脱。他辗转去了皖南新四军根据地找党。敌人到长兰村扑了个空，于是抓了我三叔顶替。我三叔又被亲戚保了出来。既然没有被捕过，何来“叛徒”之罪名？

(３)执行文艺黑线问题。父亲说，完全是无稽之谈。解放后他与当时所谓执行文艺黑线的人物根本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关系。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他只是一般的部门领导，在黑龙江省戏校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受黑龙江省文化厅的领导。

(４)到上海科大才一年，与以前的文艺工作不同了，完全是面对一个新局面，工作还没完全熟悉起来。短短的时间只抓了学雷锋、学毛著的工作，怎么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与父亲的一席谈话，我如释重负，我第一次深入了解了父亲。他是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当然会有缺点甚至错误，但他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事隔多年，回想起当年那段岁月，我那时并没有因为父亲一直被批斗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就是因为对父亲的经历有了了解。所以心态很平稳，情绪很平静。

我下乡劳动回来后妈妈告诉我，爸爸有次被打得太厉害了，解放前的腰伤复发，从学校几乎是爬着回家的。妈说，爸一回家，把她吓了一大跳。爸的整个脸都肿起来了，头像一个笆斗那么大，眼睛肿得成了一条缝。医院去看伤时，军医问爸爸怎么伤成这样了，妈妈说是不小心碰的，军医说，这可不像是碰的，倒像是打的。妈妈和爸爸只有相视苦笑。

爸爸没有历史问题的结论早在年福州军区审干时就明确了，现在又被断章取义提出来，学校的学生怎么能得知干部档案的内容呢？无疑是科大的党委为了保自己，把爸爸抛了出来，大概爸爸是刚刚来到这个学校，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脚跟?……

到了年9月，科大的事态好像缓和了一些，父亲的伤也基本上好了，他只要每天到学校去汇报完事就可以回家了。九月中旬，参军五年的哥哥第一次回家探亲，哥哥在家期间并没有觉得父亲有什么危险。10月16日，哥哥结束了探亲假，放心地返回了部队。

10月25日这天，我直到晚上才从市区回到嘉定的家。父亲没在，母亲也没在家。弟妹们说爸爸到学校去汇报了。其实父亲是三天前去学校未回。爸爸写了字条，让家里送钱和粮票，弟妹们送去了五斤粮票和五元钱，这种情况在以前也是有过的。我忙于回学校整理外调材料，也没有细问。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整理材料干了个通宵，第二天早上(10月26日)六点多才回家。

走到洲桥头时，一条墨迹未干的大标语赫然映入我的眼帘：“走资派、托派、大叛徒史风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罪责难逃！”我的心突然一紧，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死了？”心脏顿时狂跳起来：不！这不是真的！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快回家!爸爸就在家里！可是，远远地，上海科技大学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恰恰就在呼喊着与这个大标语同样的内容。我的腿都软了，机械地踩着自行车，一路上就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实在无法骑车了，只好下来，机械地推着车子，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终于到红楼了，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推开门就看到家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看弟妹们已经哭红了双眼。我的脑子轰地一声，泪水顿时奔涌而出：“爸爸死了！爸爸真的死了！”父亲这年49岁。

不顾一切我冲出红楼，沿着田间小路，奔往科大。找到科大的造反派组织“红革会”交涉，让他们先放出母亲，母亲在昨天被科大“红革会”的人叫到学校，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到底是我们家死了人，原本对我很凶的科大的“红革会”头头们这次态度和蔼多了，而且对立派“红三司”的学生已经把父亲的事情向市政法指挥部报告了。虽说在文革中，外地动刀动枪，死人的事常有发生，但是像父亲这样一级的干部被活活打死，特别又发生在上海，在年是罕见的。我至今也想象不出，要有怎样的仇恨，下怎样的狠心，用怎样的力气，才能把父亲这样一个身体健康的活生生的四十九岁正当年的大男人活活打死。

这时上海市政法指挥部的领导已经到了。当着市政法指挥部人员的面，科大两派就吵了起来,两派高音喇叭也在吵，一派说大叛徒史风畏罪自杀，罪责难逃；一派说史风烈士浩气长存，永垂不朽。

母亲被放出来了，妈妈异常冷静，颤抖着嘴唇对我说：“知道了吧，你爸爸不在了！”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母亲却低声而有力地说：“不能哭！革命者流血不流泪！”这是母亲给我讲过的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遭受酷刑后说过的话，母亲告诉我应该向她们学习。我极力控制自己，用力地擦去眼泪，擦的次数太多，眼皮生痛。

母亲对市政法指挥部的来人说：“现在，有的人说，史风是吃了我送去的东西才死的。好吧，为了搞清事实真相，需要对史风同志的遗体进行解剖，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母亲提出她要在现场亲眼目睹解剖。“红革会”的人假惺惺地说：“那多可怕呀，吓死人了，不要看了吧。”母亲轻蔑地向他们一瞥，坚定地说道：“没关系。我在北京复员军人疗养院当院长时，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参加死亡病人的遗体解剖。现在解剖的是自己的亲人，有什么可怕的？!我一定要亲自在现场参加解剖。”

这样我和妈妈由科大“红革会”的人陪医院，父亲被送到那里时，已经停止了呼吸。到了太平间里，“红革会”的人又喋喋不休对我说什么小姑娘不可以看的云云。母亲冷冷地说道：“自己的父亲，有什么关系？总要见最后的一面嘛”。我看着管理人员打开了一个白被单的包裹，赤身裸体的父亲赫然出现在眼前。围在太平间外的群众看见父亲的遗体，纷纷大声叫喊着，这明明是被打死的！打死人要偿命的！

呈现在面前的父亲的遗体：眼睛虽然已经失去了光泽，却愤怒地大睁着；他的上下嘴唇已经被咬得稀烂，凝结着紫色的血痂；脸颊两面的颧骨都是擦伤的痕迹。他的两条大腿，完全不同于正常死亡的人那样呈失血般的苍白，而是全部呈猪肝色，他的两只手，十个手指上结着紫色的血痂。

验尸结果是肌肉全部粉粹，用手指能把粉碎的肌肉拿出来，现场公安局的人说：“打得蛮厉害的，不是一下，二下，三下能打成的，也不是几十下打成的，根据我的经验，至少在三、四百下。”大脑渗血，说明大脑受到致命一击。大肠小肠均无东西，法医说：“大概有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我忍不住呜咽起来。这时妈妈又几乎是命令地大声对我说：“革命者流血不流泪！”难道爸爸被活活打死，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吗？!……后来妈妈说，当时如果我们家属嚎啕大哭，会激发起在场对立派群众的对抗情绪，如果这时两派再发生冲突，升级为武斗，还会死人，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就会被指控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幕后黑手，所以我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

10月26号这天是星期四，上午父亲惨死的噩耗传出。中午食堂开饭不见任何荤腥，全部是素菜。（当地习俗，凡家中有人去世，要吃全素。)此后，学校食堂每逢周四都是吃素，居然持续了好几个月。

因为父亲是一定级别的干部，所以当时上海的政法指挥部还是处理了主要的“打手”，大学生朱某、水电工凌某被判了刑。我母亲提出，不应该追究具体打人的大学生的责任，应该追查幕后指使者派性头头，但是没有用。文革结束后，迫害我父亲的幕后者，摇身一变先成为学校中层干部，在逃脱了清查三种人后成为校级领导。大学生朱某，听说出狱后境遇坎坷。凌某刑满释放回到学校，干水电工老本行，因患胃癌不到六十岁即不治身亡。

在上海科大，了解父亲历史情况的只有父亲在新四军七师的老战友、当时的科大党委书记L。我愿意谅解她当年把父亲抛出的苦衷，但这并没有使她摆脱科大党委一班人被打倒的困境。相反，如果她不抛出我爸爸，那么爸爸就会因为初来乍到而不被注意，就有可能活下来，我们家这样一个父母双全、有着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多子女家庭，就不会被毁于一旦。那位党委书记晚年患老年痴呆症，逝于年。

(二)

父亲死后，科大的两派武斗愈演愈烈，打死我父亲的那一派“红革会”，还不时来我家抄家。家里没法住了。也被打伤的母亲带着小妹由老战友接到上海市区疗养。我把大妹妹送到杭州姑婆家，弟弟和同学住在一起。我和几个同学住到了科大的保父亲那一派“红三司”的无线电楼里。那些大学生们对我们很友好，巧手的女同学还把我的毛线裤拆洗，为我结了一件毛衣。

记得是12月的一天，上午就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很快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大约下午四点钟，我无意间看到对面对立派占领的机械楼，四楼的窗外一个人正攀援着沿下水管子滑下来。我不禁失声叫了起来：“快来看！那边楼上一个人逃出来了！”于是，一些大学生也站到窗口来看了，几个头头立即出去欲与对方交涉。我看着这个人沿着水管从四楼滑到了三楼，滑到了二楼，突然不知怎么竟然失控，掉了下去，我们大家顿时紧张起来，还好被下面的电线挡了一下，再下落的时候，又被车棚顶挡了一下，然后，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人掉在了雪地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叫起来：他们又逼出人命来了！

晚饭后，头头们回来了。他们向我走过来说：“幸亏你看见了，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她是你父亲的堂妹，是你的堂姑妈呀！”

打死父亲的这派“红革会”，一方面有点儿害怕，另一方面也想证明他们打死的是确实是托派，父亲是因堂姑父受此牵连，他们就把我的堂姑妈抓到科大来了，逼她交代说父亲是托派。堂姑父陈忍作为托派被处决后，姑妈在解放后另嫁的姑父姓周，不幸也早逝。姑妈在中学教书，含辛茹苦，独自抚育四个儿子。他们把姑妈关在四楼的一间屋里，姑妈这年45岁，她实在放心不下家里未成年的四个儿子，发现窗户能推开，正好窗外有一道下水管子，就沿着管子爬下来，只是因为手冻僵了，才失手掉了下来。幸亏，被挡了两下，缓冲了重力，地面又是雪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是由于当时被我们这派人及早发现，所以救护车来得很快，医院得到了救治。

堂姑妈前后两次婚姻都很不幸，但她最后活到了90岁高龄，年5月仙世。

(三)

年的春节我是在同学家里过的。母亲带着小妹在老同志的帮助下逃到了北京，住在老首长黄火星中将家里。父亲死后，科大校园里两派武斗不止，甚至整个嘉定县围绕着父亲史风之死这个问题形成了两大派。

王洪文有个爱将叫唐文兰，是上棉十七厂的造反派头头，唐文兰的弟弟是科大“红革会”的学生，在武斗中被打伤。唐文兰调动了上棉十七厂“文攻武卫”造反派组织的大批工人杀到嘉定县，在一次我们中学生对上棉十七厂工人的寡不敌众的武斗中，我的右脸颊被飞来的一块大石头击中，顿时出现了一大片乌青，他们抓到我，说是“叛徒的女儿”，我正申辩“爸爸不是叛徒”之际，不容分说就被他们押上了车，车子一直开到上海市公安局。

我坐牢了！坐了17个月的牢。春节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关押近一个月后，3月初我被押往位于上海南火车站路的第二看守所。回想那天我就像赴刑场就义的女英雄，穿上心爱的已经褪色得发白的军装，大无畏地、正气凛然地跟着走了。

牢房很小，六平米见方。门的对面是一个铁窗，用铁框围住的。进门有条三四十公分的水泥地，然后占据整个房间的是一大块木板，犯人生活起居全在这块木板上，左手靠窗的地方是一个水泥的马桶，上面有盖子，方便后的污物很容易落到下面去。牢门轻易是不开的，有什么事，吃的饭，喝的水，都是从门上的小窗里送进来。与我同牢房的是个70多岁的老太太，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年知识妇女。

在牢房里当犯人我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比别人缺乏，每到月初五号，是家属送东西的日子，可总是没有人给我送东西来。我常常自己在被窝里默默流泪。我来了例假，连例假带和草纸都没有，无奈，还是有位看上去比较和善的女管理员让同牢房的老太太——后来我知道她叫刘王立明——她给了我一小条床单布，我自己凑合着做了例假带。刘王立明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是民盟中央委员、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五七年划成右派。

我的父母很早就离开家去参加革命，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很早就不在人世了。解放后，父母忙于工作，还分居两地，我下面的弟弟、妹妹多，我觉得父母把注意力都放到两个妹妹身上，对我却很少关爱，我从小就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那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着的。所以同牢房的刘王立明，她处处关心我，照顾我，我把她看成天上掉下来的亲奶奶亲姥姥。她70多，我也20岁了，我们朝夕共处，相濡以沫，情同祖孙。

几个月后，我发现，每月准时来打扰我的“不速之客”——例假，先是不准时，后是逐渐量少，最后干脆就与我绝交了。这可去掉了让我烦恼的大难题了！因为狱中用水十分精贵，少的可怜的水主要是食用的。来了例假，无法洗干净，我又几乎没有多余的内衣裤，弄脏了就没有替换的。现在，我不就省大事儿了吗?！刘王立明却为此焦虑万分，眼里含着泪，不顾狱规，偷偷把一包葡萄糖塞到我怀里。

刘王立明一再告诫我是个年轻姑娘，不能为停经高兴，这让我想起文革刚开始，风行女孩剪辫子，我也跃跃欲试，可是父亲坚决反对，他说：“我最喜欢女孩子梳大辫子了。你身上野性太多，像个男孩子，全靠你的大辫子才能表明你还是个女孩。”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剪辫子。我的头发又黑又亮又多，两条大辫子被人广为称赞，我也颇以为自豪。入狱后每次理发，管理员都让我剪掉辫子，我总是不肯，这是因为，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我只有用梳辫子的方式来表达我对父亲的怀念。

（四）

年7月5日我被无罪释放了。身陷囹圄一年半，这时我已经发烧一个多月，奄奄一息。在狱中我被传染了肺结核。

出狱后因为高烧不退，妈妈医院寻医就诊。医院，还去了华山、医院。医生在病历上无一例外地写道：呈重症病容。经过常规治疗，我的血、尿等任何一项化验的指标还是超出正常范围许多，使医生无法做出正确的诊断。后来我竟然昏迷了两个星期失去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眼睛终于睁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屋子怎么这么大啊，怎么有这么多的床铺啊，床上铺的盖的怎么都是白色的啊。“好了好了，你终于醒过来了”，是妈妈高兴的声音，“你奇怪吧，医院里啊！你可真把我们吓坏了……”，我完全记不清了我怎么会从嘉定科大红楼宿舍医院里了。妈妈说，这里是上海医院：医院。这一天，是年8月6日。

陪床的小妹妹告诉我说，两周前的7月23日的凌晨四点左右，我走进妈妈的房间，走到妈妈的床前，口齿清楚地说道：“妈，我不行了”。然后，就慢慢地瘫倒在了地上。是妈妈和小妹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扶了起来。然后，她们两个一人在前一人在后，搀着我下了楼，又一起用自行车把医院。

这就是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完全没有知觉，在这两个星期中，徘徊在生与死之间。那么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可以算是死过一回了！

小妹妹、医院来看我的同学们，把我发生的情况告诉了我。小妹妹说：“当时，我和妈妈都吓坏了，你躺在地上，死沉死沉的，我们两个人根本就拖不动你。我就想，坏了，只有要死的人才会这样沉呢，你可能要死了。”她还说，她们医院，我一直发着高烧，嘴角烧起了泡。我的大辫子散开了，我整天披头散发，在床上爬着、折腾着，嘴里不停地喊：“我头疼死了”、“炉子着火了”“我的头要裂开了”，只有在打了强心针后，才能安静一会儿，药劲儿一过，我就又开始叫喊。……其情其景之凄惨，连同病房的病友都为我落泪。有的病人家属劝我：“姑娘，你不要叫了，你把我们的心都叫碎了。你妈妈怎么受得了啊！”我实际上完全神志不清了，否则会如此发疯而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吗？

医院急救的医生想到，既然血、尿等都化验过了，尚有脑脊液没有化验过，于是，立即抽脑脊液，结果，本该是透明无色的脑脊液浑浊不堪，而且是喷射在针管中──可见当时我的颅内脑压之高！化验结果是浑浊的脑脊液中有大量的结核菌，于是正确诊断出来了：结核性脑膜炎——不治之症！可不是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许多的医学书上，在有关结核性脑膜炎的章节中，均是空白，此病不治且不必说，就是侥幸活下来，也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如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失语等等，最怕就是人活着，脑子却没有用了——成了傻子！

病情是确诊了，但是我一直昏迷着，只靠打强心针维持生命，看来是不会有什么好的预后了。好心的医生已经在做妈妈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得知母亲还另有两个活泼、漂亮的女儿，劝妈妈说，医院已经尽力了，可以放弃对我的抢救了。可是，妈妈面对束手无策的医生，并没有惊慌失措，她坚定地说：“不行，我要她活着！不管她是瘫是瞎、是呆是傻，我要她活着！”既然在嘉定已经没有办法了，妈妈提出转院！医院去。当时，进驻科大的工宣队李师傅、丁师傅，还有妈妈的同事秦士骥叔叔、羊年芬阿姨，都支持妈妈的决定。这样，院方同意了家属转院的要求，同时又告诫说：“到上海去的治疗方法也是一样的，况且这样去上海，路上也有危险，要是路上氧气瓶发生问题，人在半路上就会不行了”。妈妈却说：“不能在这里等死，到上海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争取这一线希望！”。

在妈妈的坚持下，我被送上了救护车，谁知老爷救护车居然发动不起来了。医院里的病友和陪床家属，几天来目睹了我的严重病情，得知我的父亲就是科大被活活打死的史风，他们十分同情我的母亲，说她已失去了丈夫不能再失去女儿了！病人、病人家属，还有医生和护士们，都自告奋勇一起来帮助推车，终于，车子开动了。开到南翔正赶上修路，车子居然又熄火了。是那些修路的工人师傅们一起帮着推车，才使车子重新发动起来。救护车一路鸣叫着，开到了医院医院——医院，即医院，这天是年7月29日。

这些，都是在我昏迷两个星期苏醒后，小妹妹告诉我的。我终于得救了！死而复生！刘王立明却没能活下来，我们分开后不久，她年4月15日死在狱中，享年74岁。（题目为编者小熊所加，对原文做了删节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