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通往母亲的路

林贤治：通往母亲的路

转载自作者新浪博客

作者：林贤治

编者按：林贤治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另有《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多种著作。此文为作者撰写的最新长篇回忆录之一，回忆母亲的一生，感人肺腑。全文不仅仅忧愤深广，爱意弥漫，而且有丰富深刻的思辨的力量，令人荡气回肠之余，对母亲的温柔慈爱却坚韧洁净、高贵而平凡的一生，充满敬意。

他并没有找到重返母亲故乡的路。

——〔英国〕弥尔顿《复乐园》

十四年前的那个清晨，夜雾未散，我同亲人一起在呜咽的唢呐声中把母亲送出村外，然后让她孤身一人耽留在荒丘之下。细想起来，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然而我无力抗拒。从此以后，我再也看不到母亲的面容，和那熟悉的佝偻的背影了。

每逢清明还乡，进门便看见堂前燕子的空巢，那么刺眼；庭院里种植多年的铁树一直恣意生长，旁若无人。厅堂没有什么布置，显得有点寥落，原先的一张大方桌不知被摆放到了哪里。墙壁张贴的年画早已褪色，也没有更换。神台仍在，炉香仍在。我常常独自走进里屋，在暗影中站立片刻；或者伸手摸一下母亲的眠床、木箱，用过的米缸、箩筐，偶尔打开柜子看看她年轻时纺织的白麻布匹……目睹几十年、一百年的旧物，以及蒙覆其上的灰尘和虫蛀的细屑，心里不能不感到一阵空虚、恐惧与悲凉。

墓草一年年照例地绿。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与母亲相隔绝竟然有了十四个年头！

惊觉之余，不免失悔于母亲在世时，自己太过悭吝，舍不得匀出更多一点时间陪伴她。对此，我当然可以拿出关于谋生的各种理由为自己宽解；事实上，这种无意的疏远，正因为长期忽略了母亲的存在。平素，我便很少和母亲交谈，即使谈话，也多限于日常事务，不曾触及内心。对于母亲，我到底知道些什么？我所能做的，惟在物质的供给上面，即所谓“赡养”而已。

可诅咒的文字加深了彼此的隔阂。作为文盲，母亲根本无法阅读我的著作，虽然她会把书捧在手里细细抚摩、翻弄，并且准确地记住书中的页码。而我，在意识和潜意识中，竟也像从前那些傲慢的士大夫一样，把母亲看作“愚妇人”；她的说话，听起来总是觉得琐碎、冗长、没有意义。

母爱是自然的，无私的，没有边际，盲目而伟大；而子女之爱——如果存在的话——是反应的，被动的，有限的，到底是自私的。唐代诗人孟郊有诗比喻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慈爱施与儿女，从来不图答报，就像太阳把光辉无言地洒落大地，而大地上的生命，获得它的恩泽却浑然无觉。

时间之流深且阔。十四年来，我寻不到通往母亲的路。唯一的可能，兴许是乘坐记忆之舟了，然而，这又是多么虚妄的事情啊！

我不禁想起古代的一则刻舟求剑的故事。我就是那个涉江的楚人，如今坐在船上，且在船边刻下许许多多的记号，而到了最后，不是照样寻不到已然失落的珍爱之物吗？水流迅疾，逝者如斯，我发觉过往与追寻的距离是愈来愈远了。

Ⅰ土匪的女儿

母亲是邻村廉村人。说是邻村，其实同我们村子相隔十多二十里路，只是中间见不到其他村子，由一片山地逶迤相连。在当地，两个村子都算是大村，有好几百户人家。不同的是，我们村子面朝大海，廉村则陷落在茂密的山林中间，小时候跟随三姐出城路过，印象有点阴郁。传说过去土匪经常在廉村一带出没，想来是有根据的。

我的外祖父恰好就是一名土匪。

母亲七岁那年，他被他村里的人砍死了。

所谓匪，大约可分两类：一类劫夺富人，一类反抗官府。不管属于哪一类，外祖父铤而走险，终不免同贫困有关。或许，比起其他佃户，他的血液中会多出一种容易着火的燥烈的物质。三姐从祖母那里得知，由于外祖父的行动过激，他在同伙中死得特别惨。

母亲从来不曾告诉我们这些，不但不说外祖父，也不说她自己。她不会说故事。她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外祖父死后一年，外祖母偷偷改嫁。她把母亲一个人弃留在家里，托一位堂嫂照管；随后，又托嫁到我们村里的大姑母物色可靠的人家。这样，母亲不久便成了我家的童养媳。

三姐说，母亲过门之后，外祖母一共拿到九吊铜钱。在农村，婚姻是一桩买卖，九吊钱就是母亲的生命的价格了。

母亲失去父爱，继而失去母爱，完全成了一个孤儿，被抛入感情的无涯的沙漠里。土匪的女儿是受歧视的。这时，母亲连一个玩伴也找不到，只好独自躲在家里，直到肚子饿了才会跑到堂嫂家里去。

我们周围一带农家，往往是同房的几户合住一座祖传大屋，即便单门独户也是极逼窄的，只有少数富人的住家才有院子，有窗户，配享屋外的阳光。母亲整天关在阴暗的屋子里，无异于小囚犯，幸好她的嫂子教会她纺线，有活可干了。

在我们乡间，每逢收获时节，麻农就会到田里把成捆成捆的白麻搬到河边或水塘里浸泡，数天之后，再捞起来去除表皮，晒干，将纤维编成一小股一小股，然后用纺车纺成细线，这样就可以上机织布了。小时候，我亲眼见过母亲和祖母坐在一起纺纱织布。织出的麻布非常粗糙，叫夏布。母亲把夏布漂染成蓝色和黑色，裁制过多件衣服，一直穿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纺纱原本是大人的劳作，需要耐力，现在却缠住了一个孩子。

受困于无援的孤境，我有时会想，母亲作过抵抗的尝试吗？我知道，母亲喜欢歌谣，几十年过后，当她在床上拍着我的小手唱起来时，还是那么兴奋。我想，当她感到孤单难耐的时候，一定会低低地唱起来。让沉默的四壁多出一个声音也是好的，况且歌谣会唤出些花鸟、星星、月亮，唤出母亲和众姐妹，灯笼、花轿和新嫁娘，唤出一片想象的天地。除了歌谣和想象，母亲没有属于她的多余的东西。

不幸吞噬了母亲的童年，把她过早地推入了成人世界。我从懂事的时候起，看见的母亲就是严肃的、深沉的，没有一点幽默感。几十年间，我从来不曾听见她出声地笑过。她把忧患藏在心底，不轻易向人倾诉，哪怕是朝夕相处的亲人。生活教育了她，使她觉得说话是没有力量的。她是行动主义者。她倾向于内心，孤独使她的内心强大。

外祖母离开廉村，远嫁到海边一个叫清秋园的村寨。厄运之手继续追捕她，生下两个男孩之后，丈夫就病死了。农村家庭没有了男人，田地又少，日子的艰窘可想而知。

母亲把大舅父领到我们家，让三舅父照顾外祖母。大舅父那时年纪小，就教他放牛，长大再干庄稼活，后来还给娶了媳妇。直到土改，斗地主分田地，大舅父才返回老家。

母亲很孝顺外祖母，也许是同为女人的缘故，母亲对于外祖母所做的一切，包括改嫁时把她抛弃在家，卖作童养媳等等，都有同情的理解，并不记恨。去看外祖母时，母亲总是设法多带粮食，大米薯芋都有；卖柴草攒下的几个小钱一定是给了的，有时还从父亲那里要一点。要是外祖母来看母亲，母亲一定挽留久住，让外祖母多吃上几顿白米饭。当然，也得看我祖母的脸色，要是发觉不对，就赶紧打发外祖母走。

我喜欢外祖母，因为她来时，总会带上我爱吃的糖糕。她身材颀长，面貌清癯，性情沉静，不像是一个饱受磨难的人。我见过母亲的堂嫂，我们叫她通舅母；母亲很敬重她，感念她在少时的照顾。通舅母的命运也很惨，丈夫死了，儿子和儿媳也都死了，一个人拉扯三个孙子长大。她长着一副娃娃脸，人很开朗，说话快而响亮，仿佛从来不曾遇到什么不称心的事。至今想起，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农妇的瘦小的躯体里，怎么会储存着那么大的能量！

看见母亲，有时候会无端地想起外祖父，猜度他的样子，并且往往同土匪联系起来。

母亲长得不像外祖母，中等身材，圆脸，细眉，但不是女性常见的新月状，而是末端翘起，有点剑眉的样子；鼻子略短，眼睛不大，有一种坚定的光。最惹眼的是一头浓密的鬈发，这是外祖母所没有的，我想一定得自外祖父的遗传。有一条谚语道：“鬈毛狗，鬈毛羊，鬈毛汉子恶商量。”大约因为天生鬈发的人少，所以在乡下人眼中，会把它看作叛逆的、不驯的象征。

我也长着一头鬈发，母亲给的鬈发。不问而知，在我的身上，一样流着土匪的血液。

Ⅱ一生走不出村子

母亲做童养媳那年，才九岁，留在出生地的时间太短，剩下可记忆的东西只有梦魇。大约为此，在我们面前，她从来不提廉村的名字。

如果有做自我介绍的场合，母亲定然说她是旦祥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已经暗暗地把接纳她的村子当作故乡了。

因为平时没有什么买卖，家中的各种事体都有父亲操持，母亲便很少到墟镇去。她不喜欢闲荡；白天大部分时间耽留在田地里，若有少许空闲，也不走门串户，来来去去不出左右三条巷子。村里的男女似乎也都这样。我们把村里人分为“南头人”和“北头人”，鸡犬之声相闻，而村南村北的人们确实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年，三医院治疗。这时，母亲才有机会一睹城市的风貌。高大的楼房，宽阔的街道，洁净的公厕，花花绿绿的商店，玻璃橱窗，霓虹灯，公园，花圃等等，都让她感到无比新奇；可是，对于这一切又毫无倾慕之意。她不是那种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人，她根本想不到葡萄；她是一个习惯啃酸果子，而且能够从酸苦中嚼出甜味来的人。

八十年代初，妹妹在县城找上对象，安了家，母亲相随着一起生活。没住上几天，她嚷着要回老家；家里没亲人照顾，过了一段日子，妹妹又得接她出来，弄得非常麻烦。后来，我把她接到省城居住，也是一样的情形。省城距老家近三百公里，途中要两次改乘渡轮，八十岁的人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什么车马劳顿，一点不以为意。总之不管人在哪里，最后还是要回老家。

家在哪里呢？父亲已经去世，仅有的两个密友也已先后故去，所谓家，只残留一间老屋的外壳，我不知道母亲归去有什么意义。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我臆想的这样。

在母亲那里，老家明显宽广得多，除了家人，家畜，灶房，还有周围的人，那毗连着的蘑菇般密集而低矮的农舍；甚至村子上空的太阳，远近的山冈，河流，田野，大路和小路，都同家有关。凡是她所经历的，日常亲近的，为她的双手所触摸过的，都是她所挚爱的。凡是她所挚爱的，她都依恋着，不愿舍弃。故乡牵系着她的心，收摄了她的灵魂。我的所谓“意义”是什么呢？它太抽象，太理性，硬而且冷。母亲不需要什么意义，只需要爱。对于她，家乡就是家与乡的连结；如果说有意义的话，这意义便完全蕴含在爱中间。

母亲晚年几次向我提到同一件事，就是举家返回乡下造屋。连房子选址都有了，可见未来的家庭图像，在她的心里摹画已久。她说，房子就建在村头大榕树旁边，紧靠远英家的南墙。那里离市场近，人多，热闹，有大块空地，小孩子可以跑动嬉耍。再有，南面是稻田，没有房屋遮挡，要是大热天，南风那个吹呀，不知有多凉快。关于职业，她让我重做乡村医生，为大家看病没有什么不好；给妻买一部缝纫机，为大家做衣服。她还担保说，勤勤恳恳地做事，饿不死人的。说到未来之事，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假如饿不死的话”。预设这样的前提，是因为她长期以来把温饱看作生活的最高纲领。对于饥饿的恐惧，和对不可测的命运的敬畏，已经深植于她的内心。她还嘱咐说，等男孩大学毕业，也回到村里去，到邻近的五羊村讨个能干活的媳妇。我一直以为母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顾及眼前的事务，想不到还有这样深远的谋虑。只要想到将来，想到后一代的幸福，她就变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者。

母亲在城市生活多年，然而漠然无感，远离家乡却依旧一往情深。自从父亲去世，母亲就被我和小妹当作一件老家具一样搬来搬去，实际上沦为一个没有意志没有尊严的人。我们思量着怎样把她安顿好，买席梦思、空调机，安装抽水马桶，却始终无法安顿她那颗彷徨的心。

中秋节晚上，我拉着母亲步上行人天桥赏月，观览脚底下闪闪烁烁的远去的车流。母亲凝望好一会，回头感叹着说：“不能说这里不好，可这里不是我的家。”

“住烦腻了，我会送你回到四妹那里去。”

“那里也不是我的家。”

“那么说，老家才是家吗？”

她没有回答，然后又摇了摇头。

俗话说：“叶落归根。”虽然儿女们都远离了乡土，作为归宿地，这里终究成为母亲最后的选择。

住医院期间，母亲一再要求返回老家，我没有答应。由于院方对母亲的病情缺乏明确的诊断，因此我一直心存幻想；考虑到乡间恶劣的医疗条件，只好让老人家像一段木头般地躺在原处，一天天输液，一天天耗着。她没有办法，毕竟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作为抗议，唯有整天阴沉着脸，不言不笑。

有一天，主治医生找到我说，办法已经用尽，还是出院吧。

我要了救护车。当车子慢慢驶近村口，母亲望见窗外的绿树，已经灵敏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村子。待看到自家熟悉的门楣，她的眼睛倏地亮了，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那一刻，我说不出有多难过。

Ⅲ永远的劳作

从做童养媳的那天起，祖母便领着母亲上山打柴。

祖母为母亲特制了一根“担枪”和一双“皮底”。担枪是一种两头尖利的圆形扁担，便于穿刺柴捆，犹如枪刺，故名。皮底用汽车轮胎削制而成，前端有小胶圈套住中脚趾，后端由麻绳绾系。这种土凉鞋轻便，稳当，攀走山路最合适。担枪和皮底都是大人的用物，除了母亲，据说没有人用过“小号”的。

打柴要到罗琴山一带的大山里去，那里的木柴质地好，草也茂盛。七十年代，我曾同两位药工一起进山采挖草药。山深林密，遮天蔽日，我们分头行动，也得不时地呼唤一声，以防迷失。从我们村到大山要走三十里羊肠小道，路上满是石子和荆棘。想像一个孩子挑着重担，跟随大人翻山越岭，涉溪过涧，是何等艰难。因为路远，上山的人天明前就要结伙起行，一天的粮食就是布兜内的几根番薯，外加一瓦罐稀饭。祖母领母亲一个月后便不再上山，剩下母亲一个人跟着别的大人跑，向晚才到半路接母亲的担子，叫“接柴”。三姐说，母亲曾经重重地摔过一回，瓦罐打破了，只好从草间寻得一点碎裂的番薯，再喝上几口溪水充饥。

一次砍伐间，母亲突然一声惊叫：“大虫！”接着放声大哭。村人闻声赶来，忙问大虫在哪里，母亲指着一片草丛，上面栖息着一只红色大甲虫。

“这就是大虫？”

母亲哭着连连点头。众人捧腹大笑，从此，母亲遇上大虫的故事成了村人的笑谈。

几十年后，三姐说起来，仍然是边说边笑，因为在她看来，母亲实在是一个愚妇人。不过，那时的母亲还不是一个妇人，而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她只听说过大虫的可怕，并不知道大虫就是老虎，而且是庞然大物。

据说当时母亲在众人的笑闹间，并不觉得羞惭，只是不停地呜呜哭着。

她太小了。

母亲十五岁时在一个极简的仪式中成婚。婚后未久，父亲远赴白沙墟附近教私塾，留下母亲一人在家侍奉祖母，生儿育女，垦植田地。日常开支及涉外事务是不用母亲管的，父亲将家用钱交给三叔父，由他全权支配。

几年过后，父亲返回本村行医。这样，母亲一样不用管事，只是辛劳如故。

天还未明，母亲就悄悄起来做早炊了。入学之前，我一直和母亲睡在一起。一觉醒来，发觉不见了母亲，不免有点着慌。在黑暗的屋子里，只要听到灶间传来的番薯跌进木桶的隆隆声，搓洗筷子的哗哗声，心里就会踏实许多，觉得母亲仍然睡在身旁，不再害怕老鼠和鬼怪从床底下爬出来。

起来后，不见母亲的形影，原来她又得赶到三五里外的瓜菜地忙活去了。播种，移植，接枝，搭架，当然还有浇灌，当母亲干完这些活计之后，才挑着新摘的菜蔬瓜果之类回家。她见我喜欢金黄的菜花，次日就摘了满满的一束番芋花，后来还摘过几次。番芋花真是美丽极了，那红色之红简直无以伦比，近似美人蕉，花形却没有美人蕉的夸张，有点亭亭浄植的样子。我想，母亲摘花全然是讨我的欢喜，因为平时并不见她喜欢野花，许多农妇好像也都这样。审美是需要余裕的，没有闲时光，便把最朴素的美学给暗暗扼杀掉了。

从园圃回来，这时太阳升起，一天劳作的序曲算是奏罢，真正的戏剧上场。舞台是水田和坡地，这是多幕剧，转场或不转场，直到夜色沉降，不用落幕的。

过去，据说我家的水田很不少，大忙时节要雇请短工，土改时差点被划为富农。此后，父亲忍痛割弃了远处的一些山田，又不敢请人帮忙，母亲作为田地中的主角，戏份就更重了。三姐说，有一年六月，母亲妊娠水肿非常厉害，几乎走不动了，仍旧要下田。那时三姐念高小，功课也顾不上，跟着母亲割插。一天，三姐贴近母亲身边插秧，听见母亲呼哧呼哧直喘气，实在忍不住了，叫她放下秧盆休息。母亲不听，三姐立刻罢工抗议，她才勉强上田，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喘息，连走上田头的气力都没有了。

六月是农家最难熬的季节。在南方，这是台风季，雷雨季，而我们村子又惯发大水，割插连在一起，人们实在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的。

我中学毕业回乡，在田野中度过六个盛夏，尝受过此中近于残酷的体验。天上烈日烤炙，脚下田水蒸腾，十足的“赴汤蹈火”。假若大雨倾盆而至，根本无须躲避；身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在我们是惯常的事。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时候，母亲已经年过半百，跟我们青年人一起干着同样的重活：割稻，脱粒，挑谷，担草；时间长度也一样，甚至更长。不同的是，青年人干活是运动式的，母亲却不赶速度，干活时一直垂着头，像一头老牛一样，只晓得慢慢地做，不间断地做。

在旱地里的劳动耗费母亲更多的心血和筋力。除了随生产队出工外，她几乎把白天余下的所有时间都沤在自留地里。合作化以后，农民没有了自己的土地；经历过公社化，“共产风”，大饥荒，然后有了所谓的“自留地”，自然当命根子看。在自留地里，母亲成了“园艺家”。她尽日整弄，总是设法在有限的几分地里播下更多的品种，收获更多的果实。

在母亲那里，最受宠的是番薯，因为能填饱肚子，所以种得最多。地里也种花生和各种豆类：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各种颜色都有，还有形体窈窕的眉豆；瓜类有甜瓜、黄瓜、丝瓜、节瓜和南瓜；蔬菜的品类更多，除了常吃的白菜、芥菜、萝卜，还有芥兰和娇贵的荷兰豆。母亲不时地会摘些豆角叶子、南瓜花煮给我们吃，比起簕菜、灰仔菜一类野菜来，味道好得远了。

母亲有自己的盘算，最看重粮食作物，所以又间种了高粱和小米。北方的农作物很少人种，小米简直无人问津，但母亲年年种，而且长势都很好。她怕孩子们吃了小米“上火”，用许许多多坛坛罐罐藏起来，隔些时候再吃。

季节性收获诱惑母亲，沿着自留地的边界，不断地向外蚕食、拓展；这种野心后来发展到开荒，试图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耕地。有两块很大的荒地，完全是凭着她一个人的力量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啃出来的。可是，种了不到一年，两块地就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被没收了。母亲不死心，临时改变策略，在生产队耕地的边缘和角落里，又开出若干巴掌大的地块，想不到形势迫使她成了“游击专家”，依靠“化零为整”的战术，赢得和往年一样丰实的收成。

我始终把参加生产队劳动看成是惩罚性劳动。倘是“双抢”季节，就得从天明以前开工，一直忙到深夜，干活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因此，对于母亲那种寸土必争的侵略野心，我非但不加赞赏，反而有所鄙夷。可是，目睹了她起早贪黑的劳苦，心里不免怜惜，于是不自觉地被她拖入开荒的热梦之中。祖先发明木犁是有道理的，锄头显然更原始；木犁翻地一天，用锄头就得费去一个月。我用犁，当然也用锄，一气在山上和海边又开出了几块番薯地、豆角地和菜地。其实，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稼穑的艰难；我做的这一切，全然是为了讨好母亲。

在我们村子，不论男女，不但耕田种地，还上山下海。上山打柴除了用于炊事，多数挑到墟镇或砖瓦窑卖，是最现成的生计之一。下海不像打柴要外出一整天，有点业余的味道，只需一两个小时，采获的海鲜就够自家食用一两天了。

村子背山面海，其实是一个小海湾，有潮有汐。退潮的时候，男人纷纷手持竹竿出动“赶鱼”，也有用撒网，垂钓，用药或自制的手雷捕鱼的。女人则在沙滩或泥涂上作业，采海菜，拾贝类，用钉耙捕虾，更多的是挖掘螺贝或泥虫。“文革”后期，“农业学大寨”，动员全数男女围海造田，结果造出来的田是一大片盐碱地，寸草不生。村人却从此失去了一个偌大的菜篮，再也无海可下，只得望洋兴叹了。

围海之前，像那样一个聚众劳作的地方，是不可能没有母亲的身影的。

到了海滩上，母亲还是喜欢干力气活，带了锄具和竹篮，做“掘地派”。她很少拾螺，特别是那种很常见的小钉螺，叫青螺或白螺，小姑娘们上学时喜欢随身带着，咬掉尖尾巴一路吮吸。母亲虽然随群下海，却大多单独行动，自选一块洲渚挖掘。不知道是凭自家的经验，还是跟谁习得的本事，她善于辨认“螺眼”，即露出滩涂之上的不同形状的小孔，照孔开掘，往往事半功倍。平时，我只知道母亲是个一味苦干的人，想不到还能巧干，每次在海边列队归来的妇女中，都数她的采获最多。

一年四季，夜以继日，母亲不知疲倦似的，从来不曾间断手中的劳作。如果她真的感觉疲倦，会变换另一种劳动方式，总之不会让双手闲下来。

我们常常称颂劳动者对劳动的热爱，殊不知热爱劳动是后天习得的，是劳动习惯所培养起来的一种带依赖性的情感。对于惩罚性的劳动，强制性的劳动，包括为家庭的温饱而作超负荷的劳动，居然可以做到全力以赴，不眠不休，实质上是一种变态。闲静下来，念及父母劬劳，往日的尊敬不免更多地为哀怜所代替。

母亲想不到，纺麻线——一个原始性动作——竟然暗示了一种宿命：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走不出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劳作的一生。

Ⅳ休闲与娱乐

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休闲的时候，除非遇上大雨天，或者在夜晚。

大雨天，母亲会留在家里，通常不是选种，就是缝补，都是一种替代性的工作。母亲选种极其细心，把豆子或别的种子倒在筛子上，然后把那些干瘪的、有蛀孔的、缺边的，连同碎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另一个盆子里。只要种子不够饱满匀称，都要被淘汰掉。

对种子的珍重，使每个农户都不能不重视它的贮藏。母亲竟由此引起了对容器的兴趣。先是大小陶罐，后是各种式样的铁罐，再后来连塑料小盒子也成了她的藏品，简直为收藏而收藏了。

在乡下，凡农妇都会针线活。母亲做针线的程度，大约算得及格，因为她只能缝补，不会裁剪衣服。看着母亲粗大的手拈住小小针线，常常会生出一种滑稽之感；实际上，她带出的针脚是很细密的，一点也不粗糙。小时候，她在我右肘的地方给补了一小块红色补丁，非常耀眼，结实，蹭也蹭不掉。

母亲自知手拙，可是不肯守拙。这样，做针线也就不再是闲功夫，反而增加了她平日的负担。

有一个过去曾经给我家做过短工的老实农民，我们叫他松二叔，土改后妻子死了，两个男孩没人照料，褴褛肮脏得不行。他们家住新村，离我家很远，母亲每隔几天便过去把父子三人的衣服抱过来缝补浆洗，直到大儿子成家为止，这中间少说也有七八年时光。

还有附近的两个单身汉子，母亲也会经常替他们缝补，其中一个叫阿和的，及后在运动中被动员起来批斗父亲，结果成了仇人；另一个叫阿赏，对母亲的感情倒是一直很好。母亲把他当作儿女一般看待，见他住的房子小，又老旧，便让他搬进我们家，又到处张罗说媒给他娶媳妇。

到了晚年，母亲在城里，还惦记着种田的阿赏。她搜集了好几个大麻袋，拆洗过后，亲自缝补得熨熨贴贴，说是阿赏装肥料要用的。

乡下人与城里人不同，生活受制于天气的影响。若是晴天，村中是很少闲人的；换了风雨天，巷道反而变得热闹起来。这时，无论男女，大多不是聊闲天，就是打扑克；赌博风气经年不绝，听说近年更加炽盛了。

在妇女中间，雨天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糕点。她们轮流做出各种花样：糖糕、咸糕、煎糍、炒米饼、叶贴、还有下锅煮食的刀切粉……多达二十几种，给贪婪的男人和孩子们吃。乡下的女人，仿佛生来就是为了满足男人和孩子的欲望似的。她们天性柔弱，却如此慷慨地奉献自己，实在令人惊叹。

小学课文讲过“千人糕”的故事，说做出一块糕，要费去上千人的劳动。且不说粮食的由来，即使有了稻麦，要做出糕这种精细的食品，也很不容易，尤其在乡下。

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村子里还没有碾米厂，更谈不上制作米粉和面粉的机器。我们吃的大米，全靠磨和碓，还有筛子这样几种极原始的器物的帮助才给弄出来。到了要做糕的时候，先把大米用水泡透，然后找到石磨，一勺子一勺子地舀到磨盘凹陷处，用手慢慢地推。也有用木碓的，叫“舂粉”。操作时，把泡好的大米放入铁铸的臼内，扶着固定的栏杆，一脚一脚地蹬着木碓的一端；利用杠杆原理，装有铁杵的另一端随即对准铁臼一上一下地撞击。估计大米粉碎得差不多了，于是双脚停下，蹲下来用木杈子支好木碓，分多次把碎米掏出来，放入一个名叫“箩斗”的用铜线织成的极密的圆形筛子内，慢慢地摇、拍，一点点筛出粉末。最后，把残留在筛面的碎米再行倒入臼内，于是一切从头开始。

除了田间劳动，农妇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这类活计上面。老天，这是怎样地拿有限的生命开玩笑啊！

小时候贪吃，为了吃到喜欢的滑糕，我常常抱起箩斗自告奋勇说要跟母亲一起舂粉去，结果十有八九因为无法忍受那种沉闷的劳动而中途逃了出来。糕煮熟时，我忙着吃，完全顾不上站在身旁的满头大汗的母亲了。

雨天多暇，毕竟过于短暂。在公社时期，下小雨也要出工的；即使雷雨交加，南方的天气说晴就晴，只要生产队长一声哨响，多热闹的牌局也得顷刻解散。

其实，暮晚是最安闲的时候。这时，牛羊下山，炊烟升起，家家寻唤孩子和四散的禽畜。有时我在海滩散步，会远远听见村中传来的喧呼，细而清晰，犹如在山间听到松针落地的声响，幽静极了。倘若不是农忙季节，又没有遇上政治运动，入夜，就会看见火把、马灯和手电光缓缓游动；人们继续聊天、打牌，在有限的活动中寻找无限的快乐。可是，不用多久，整个村庄便沉入到黑暗的梦乡里了。

对母亲来说，夜晚倒不见得有更多空闲。由于父亲帮助料理晚炊，她便安心留在自留地里，到家时往往要掌灯吃饭。饭后她要做好些琐碎的事情，比如到草垛搬柴禾，清理猪圈和鸡埘，等等。我和妹妹小时候，还得由她照顾洗澡，哄我们玩耍、睡觉。等到一切归于安静，她才会腾出手来，用火，用凡士林，疗治多发的“猪尿疱”和严重的皲裂症。

什么闲情之类，于母亲是没有的；一个埋头劳作、寡言少语的人，自然更谈不上娱乐。如果说，她也曾参与过一些娱乐活动的话，那么，除了春节看挂灯、舞狮舞龙之外便只有看大戏和看电影了。

可怜的乡下人，一年到头看不到几场电影；如果不是庙会，甚至连一台大戏也看不上。所谓大戏，是说的粤剧，一般是县里才有的演戏班子。大戏里唱的咿咿呀呀，全场都听不懂；生旦末丑，搽脂抹粉，一招一式，也都异于常人，所以，大家其实是看稀奇一般地看。再说，大戏有气派，光是袍服，镶金绕翠，珠光宝气，就把简陋惯了的乡下人震住了。小姑娘们迷上穿在旦角身上的闪闪发光的衣服，第二天争相起早赶到戏场，在地上四处搜寻可能散落的珠子。

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住在镇上的电影院里，大约上头指定下乡任务，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十多个大队间巡回一遍。村里要轮上放电影，至少也得两三个月。放映队员成了全村最惦念的人，男女老少都熟悉他们的名字，常常探听他们的行踪：到了邻近的大队没有？哪个村子放电影了，十里之内，人们必定闻风而至，翻山涉水不在话下；有时传言有误，十天之内白跑几趟也是有的。一部《地雷战》，少说看过十遍八遍，人们仍然津津有味地追看下去。县城放映朝鲜影片《卖花姑娘》，一时成了特大事件，四方男女纷纷进城，据说邻村还发生了在电影院丢失孩子的事。

露天影剧院就设在小学操场上，操场后面紧挨着一个小土坡，观众太多就可站在那上面，成为天然的后座。听说当晚要来演戏或是放映，从早晨开始，小学生就会陆续从家里把竹椅、板凳、条凳统统搬出来，抢先占据前头的位置。为了争占地盘，小家伙们常常吵架，甚至动起手来。

如果不是亲历者，真不敢相信母亲是最忠实的观众，尤其钟情于电影，没有哪一个场次是缺席的。当她得知放映队进村之后，下午必定早早收工，决不会像往日一样呆在地里；到家之后，立刻生火做饭，草草吃过，便找来孙女领她提前进场。

开映以后，母亲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银幕，像是课堂里的一名专注的小学生。银幕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场景、风景，对她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叫她感到亲切、紧张、同情或忿恨，以致不时地叫出声来。国产片子的蒙太奇组接不太离谱，以母亲的思维，还能跟得上故事发展的逻辑，因此，人物的命运会紧紧地牵动她的心。她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有时候居然也发表一点评论。

祖母看大戏，不看电影，说电影中的人物全活在一张布上，所以是假的，是骗人的把戏。母亲不同，把电影世界看得跟生活一样真实；她从来不知道，也不会相信世界上有不真实的事物存在。这种电影观非常奇特，直到晚年看电视，仍旧是一样的态度。无论新闻，还是连续剧，只要打开电视机，母亲就会马上进入角色，如果有人坐在身边，她会指着画面说：“你看，这个人前天来过，今天又来啦！”或者：“有这么狠打人的吗？唉哟！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完全信以为真，那种认真投入的程度，使我感到十分吃惊。

对于母亲如此热衷于观剧，父亲觉得好笑，只好照例归结到愚妇人的名下去。

在母亲的潜意识中，一定向往着一种新奇的生活，生活以外的生活。这种生活和原先的生活并不脱节，都是现实中的生活。从小时候开始，母亲就被寂寞、孤独和恐惧所笼罩，被无尽头的沉重的劳作所压抑，长期处在一个幽闭的世界里，所以需要释放。

到了晚年，我们看到她果然变了一个人：爱社交，爱说笑，爱游览，爱玩耍，爱穿花衣服。她买玉手镯，买金耳环，冬天买绒线帽，夏天买皮凉鞋……她买所有这些，都不曾想到“显摆”，只是看到别人穿戴起来漂亮，她也要漂亮罢了。书本子有一个词，说是“返璞归真。“真”是母亲的本色，不存在归与不归的问题；而她一生朴素，需要返转的，只能是热闹繁华。

三姐跟我谈起母亲时，常常拿村里的农妇做比较，认为母亲晚年大体称得上“幸福”。因为她终竟有了余闲，而她的希望也都得到了满足，姑不论这希望是多么的微末；而许许多多农妇，自始至终被淹没在死水般的生活里，连一个希望的气泡也没有。

然而，不幸的是，即使称得上“幸福”，对母亲来说，也来得太迟了。

Ⅴ与祖母

过去，童养媳在农村并非是罕见的现象。

在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个童养媳。童养媳其实是小女奴，她们的身份从小就被确定了，而且大多数遭到家人的虐待。婆婆的权威至高无上，不能忤逆。一个童养媳跟婆婆顶嘴之后跑回娘家，当天被娘家遣返。婆婆掌嘴，还用烧红的柴炭烫她的脚，一边烫一边骂：“小母狗，看你还跑到哪儿？”

祖母心肠软，膝下又没有女儿，在母亲过门以后自然充当了婆婆兼母亲的双重角色。祖母教会母亲生活，劳动，待人接物的各种礼仪。虽然，母亲得一刻不停地干活，但是从来不曾遭到祖母的打骂。要是到远处干活，祖母会留给母亲最好的饭食；两个人在外面干活，祖母会给她吃稠的，自己喝稀的。遇到挑担子，祖母也会把重担撂在自己肩上，有时还得接应母亲。平时，母亲很少与人争执，遇事时祖母总是袒护她，使她特别感激。

母亲想不到，有一天，怜爱她的祖母竟然也会伤害她。

大哥早夭，母亲接下来一连生了三个女孩。这时，祖母按捺不住了。她认定母亲“命水”不好，从传宗接代的方面考虑，决定让父亲纳妾。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还手的打击。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既不敢哀求，更不敢抗辩，天天晚上跑到大姑妈家里哭。

父亲是有名的孝子，但是在纳妾这件事上，他没有顺从母命。而祖母也不肯妥协，从此母子间冲突不断，直到我出生之后，才算有了和平的局面。

按逻辑推断，母亲对祖母一定会怨恨在心。然而没有。母亲记住了祖母所有对她的好处。就在纳妾的事情上，她也不会觉得祖母有什么错处，天底下毕竟有那么多男人纳妾；只是火落到了自己头上，能逃脱算是幸运，逃不脱便只好认命。

因此，母亲一直保持着对祖母的敬爱。

我上高中的时候，祖母卧病不起，时间拖了整整三年。回过头看，祖母大约得的是肺结核，或者其他心脑疾病并发支气管扩张出血，床头置放着一只痰盂，每天都有痰血吐在里面。在乡下，老人得了重病简直是无需医治的。父亲医院去，只是偶尔给吃几服中药；不过，他会时常看顾祖母，站在床前跟祖母说说话。有时，为讨祖母高兴，还会像“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一样，打拳给祖母看。至于祖母生活中的诸多事项，除了煎药，全都包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其中包括供给饮食、照顾便溺、清理痰盂、洗换被服，等等。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母亲照例做着日课，毫无怨言。

而且，母亲并非专职的陪护，她要在野外劳动归来之后做着所有这些，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家务缠身。周围的女人替她抱不平，说：德奎婆不是有两个媳妇吗？另一个呢？于是怂恿母亲和三婶母轮值照顾祖母。母亲听了，并不在意，也不搭理，照例做她的日课。

祖母去世时，村里正好发大水。我家老屋的外墙坍塌了，全家搬到邻近的草间居住。母亲发现，先前一直陪伴祖母的老黑猫恋着老屋，在那里走来走去，不肯跟我们迁移。我们捉它的时候，它就逃上祖母住的屋顶，在那里守着，不吃也不喝。母亲很是悲戚，把黑猫认作祖母的魂灵，于是一天三顿，每顿都端着盛了猫食的瓦盆子，端端正正地摆放到老屋的墙头上去。

去世前，祖母把金耳坠解下来交给母亲，连同祝福。

临到母亲，最后也像祖母一样解下耳坠子，郑重地交到妻的手上。

Ⅵ与父亲

夫妇之间，城里人称“爱人”。这个称呼始终没有在乡下流行起来，大约由于乡村讲究“从一而终”，一旦结合，那怕“怨偶”，毕竟也是“偶”，因此自然舍弃这个多少有点张扬的酸溜溜的字眼，而采用另一个平实的公婆的称谓。夫妇互相招呼，便称“孩子他爹”，或是“孩子他娘”，故意拉大距离，显得不那么亲热。

对于父亲，母亲从来直呼其名，这在上辈人来说是少见的。妇女的名字，称呼时一般不被提起，只说丈夫的名字，再加一个附带性的“后缀”。比如村里有一个男人叫德利，辈份很高，却起了一个叫“二妹”的小名，这样晚辈称呼他的女人就只得叫“德利二妹婆”，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又长又别扭。合作化时候，村里的妇女给起了一批新名字：“丽英”“玉珍”“翠芳”之类。虽然大同小异，但是有着独立的意义。父亲填表入社时，并不替母亲起名字，仍用原来的小名阿慈。在他们之间，似乎谈不上恩爱，彼此尊重应当是说得过去的。他们从来不曾打闹过，这在上辈人来说也很少见。

平日里，父亲和母亲两人很少对话。父亲见识广，有主见，凡家庭的大计划，比如修房子、买田地、卖猪卖牛，都用不着跟母亲商议，但是会“照会”母亲，而母亲是一个事务主义者，今日重复昨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通报的新事；只有涉外事务，比如亲戚来了，该如何打发一类，才会“照会”父亲。

母亲在人前常常自言蠢笨，对于父亲的作为，大致上是诚服的。但是，她并不把父亲当权威看，对于父亲的意见，决不肯违心地服从。母亲有一个特点，只要心存异议，从不争辩，只是保守沉默，甚至几天几夜不说话。沉默时，她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把嘴唇撅起来，父亲说是可以挂一个油瓶子。初中时，一次周末回家，父亲很着急地告诉我，午饭时对母亲数落了几句，她就空手出门去了，至今没有回来。这时，天已擦黑，全家不得不分头去找，惊动半个村子，依然不见人影。直至午夜，母亲才闷声不响地踽踽归来。

这是一种消极的对抗态度。父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根本受不了这种冷战气氛，所以到最后，还是自己投降了事。

在农村家庭，无论女人多么能干、强悍，在男人面前都是弱者。打闹，罢工，出走，以致服毒，上吊，都是弱者的武器。其目的无非为了维护自我有限的尊严，改变不平等的地位。母亲跟别人不同，她使用的武器惟有沉默，这种武器实质上将火力对准自己，对别人构不成伤害。至于出走，很可能是她看透了父亲跟祖母一样的软心肠，因此借此恐吓一下，让父亲懂得退让。还有一种可能是，她只是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舔自己的伤口，完全与别人无关。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此后，这种行动再也不曾出现过。

父亲读书人出身，有着不少的传统观念，其中之一是不弃“糟糠之妻”，平时对母亲是宽容的。他坚持不纳妾，大概也同这观念有关，致使母亲为此感激一生。还有一个观念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两个观念，在母亲这里是有冲突的，因为她永远记得来自“手足”的伤害。

祖母生下父亲和三叔父兄弟两人，从小疼爱三叔父。祖父死得早，家庭的重担落在父亲的身上，但因此，也磨炼了他的生存的勇气和能力，正式结婚过后，就早早外出教书挣钱了。父亲把挣来的钱按月寄给三叔父，让三叔父当家。可是，他想不到三叔父沾染了纨绔子弟的习气，游荡，赌博，几乎把钱花个精光。三姐说，那时已经有了大哥大姐，可是连他们也长达一个月尝不到肉味。父亲假日回家，母亲将真实情形告知他，而祖母为了保护三叔父，却是极力加以掩饰。父亲走后，三叔父迁怒于母亲，冲突之下，竟然大打出手。

母亲恩仇分明，看来有点乃父之风。她记恨三叔父，还有土改的事。那时，兄弟俩已经分家。我家差点被评为富农，幸好有贫协主席多人为之解脱，而三叔父是贫农小组长，却不曾出面为我们说话。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母亲看来等于见死不救，用她的话说就是“等沉船捡舢板”，居心叵测。母亲不知道，当时不少地主富农是由亲人检举揭发最后定案的，因为亲人的证据最具杀伤力。这其中，有出于工作队动员的，也有主动请缨的。主动有什么好处呢？目的是可以合法地侵占亲人的财产。借亲人下手，很有点“以夷制夷”的味道。比起这些“踩水入船”分子，公平点说，三叔父的态度温和多了。

至于三婶母对母亲的伤害，则是人格上的伤害。伤害之大，她们都想不到，竟然成了当时方圆几十里的一个新闻事件。

我家，三叔父家，还有不同房族的阿祖婆一家，合住一间大屋。靠门口的一半属于阿祖婆。我家住里间，三叔父家住廊间，两家共用一爿厅堂和天井。阿祖婆在厅里设置牛栏，养了一头母牛，一头小牛；三叔父家的稻草就堆放在大厅的另一个角落里。

一天，母亲刚刚从地里回来，阿祖婆就从屋里冲了出来，揪住母亲的襟领破口大骂，说母亲心肠歹毒，打死她的小牛。母亲一头雾水，当然不会承认，这时阿祖婆再次拽住祖母，说：墙没穿，屋没破，哪个恶人进来啦？不是你媳妇是谁呢？祖母猜定是三婶母干的，因为她多次抱怨堆放的稻草被小牛叼走、嚼食，这次可能被她亲自撞见，一时性起，失手把小牛打死了。为了息事宁人，祖母背后劝说母亲包揽在自己身上，说：你是大嫂，大人大量，就饶让她这一次吧。又说：吃亏是福，善心积德益子孙。

母亲居然听从了。

母亲供认之后，阿祖婆立刻告上村公所，要母亲挂牌到镇上示众。据说示众时，母亲得敲着一面小锣，一边敲一边说着自渎的话。阿祖婆和三婶母本来很要好，后来不知为何闹矛盾，把小牛事件给翻了出来。阿祖婆凑近三婶母的脸骂：“你这烂毒妇！昧良心！打死了小牛，反赖自己大嫂……”三婶母始终不敢吱声，事情才算真相大白。

有了这段屈辱史，母亲也没有和三叔父一家断绝外交关系，对双方儿女间的往来也不设关卡，算是“和平共处”。三婶母嘴巴不饶人是出了名的，周围的妇女都怕她，大约因为背了历史上这笔精神债务的缘故，独独对母亲还能保存几分敬畏。

父亲始终贯彻他的“兄弟如手足”的原则，对于三叔父一家，在经济上一直提供援助。父亲的援助尽量不让母亲知道，而母亲也装作懵然不知。三叔父家有一天断炊，父亲深夜摸黑起来，拿着准备好的布袋走近米缸，悄悄装满了便提着走。可是他粗心大意，竟不知道布袋破了一个小洞。第二天早上，母亲起来做饭时发现，有一行大米弯弯曲曲清清楚楚地从里间一直通向廊间。她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叫醒父亲说：“你起来看，老鼠偷大米啦！”父亲连连摆手，又指了指廊间，意思是不要让三叔父家听到难为情。

这是三姐说的故事。在母亲晚年，我曾经当面问她是否有过这样一回事。母亲说：是呀！你父亲一辈子都记挂你三叔父，怕他饿死。她大概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说完便笑了。

除了“文革”，从土改到合作化的几年，是父亲一生中最阴郁的日子。这种阴郁的心情，连母亲也看出来了，劝慰父亲说：“现今有个饭碗端着就好了，整天忧心什么呢！”父亲多次说起来，笑着说：“你母亲说得轻松，她可知道这碗里的饭是从哪里来的！”

母亲不懂政治，委实不知道运动的厉害。土改仅评议阶级，便足够让父亲寝食难安，更不要说后来斗争地富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最可怕是运动接连而至，没有终结的时候。合作化来了，迟迟不被结合入社；入社之后不久，又要“整风整社”了。

村子里这时揪出几个典型的不满分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土改根子，村人称是“贫农骨”。白天，乡文书把他们的言论抄在黑板报上，大概相当于后来的大字报；晚上，民兵将几个人一起拉到乡政府门前批斗。

有一个青年人叫阿让，家境比较富裕，土改时被评为中农。他体态魁梧，长相端正，以牧鹅为业，出工时提着一根长长的竹竿，身边是一个浩浩荡荡的鹅群，很像一个威风八面的将军。乡政府判定他对合作化不满，有人检举他说入社损失太大，引用一句歇后语，逢人便说：“水瓜打狗，不见了一大截哇！”水瓜是我们乡下很常见的一种瓜，性脆易折。阿让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再就是在会场里不肯认错，于是被单挑出来斗争了好几场。

十几年过后，阿让突然疯掉了。他在脖子上挂一条白毛巾，模仿当年工作队的样子；经常到镇上和县里去，不分日夜，说要找政府，又自称是中央派下来的人，总之行为很政治化。他们家族没有精神病史，不知道是不是同当年遭批斗有关。因为闹得厉害，几个弟弟用锁链把他锁了起来，一两年后死了。

最惨的是阿让的独生子阿基，人非常聪明，在他父亲发病时正念初中，不得不中途停学。阿让去世后不久，他同样疯掉了，死了。

农村不是世外桃源，父亲的忧患是有根据的。整风刚过，公社化就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转变为生产斗争，到处“大跃进”，“放卫星”，“超英赶美”，这种即将进入“天堂”的乌托邦的狂热，反而给了父亲稍息的机会。不过，母亲却得经受高强度的劳动考验，同乡亲一起忍着饥饿挖运河，建高炉，日夜苦干，不眠不休。大灾荒吞噬了许多人，公共食堂旁边，还特地建造了一间房子，专门薰治因饥饿引起水肿的病人。等到整个村子复苏过来以后，大小“四清”运动接踵而至。运动本来是整干部的，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环节，就是重评阶级。这样一来，父亲又得悚悚危惧。好不容易侥幸过关，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随即把他冲倒了。

开始时，公共食堂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母亲在外看到，以为是演戏放电影的海报，很高兴地告诉我。其实，那正是针对我的一个预警，过了两天就把我揪出来批斗了。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时候，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民兵用绳索绑起来，挂上黑牌，拉到批斗大会上经受众人的拳打脚踢，然后押解到镇上的监房里。父亲是“二进宫”，被“解放”之后三年，来了“一打三反”，又被揪斗了一次，而且依旧押送到老地方。

在这个非常时期，母亲看起来很镇定，一样早出晚归，一样悉心料理她的自留地。她不曾到会场上观看批斗的场景，也不曾向我打听大会上的详情，只想知道事情的结果。在她的理解中，人祸同天灾一样，以她个人的能力是无法应付的，只好等候结果。我每次从镇上探视父亲回来，她都会问道：“你父亲怎么样了呢？”然后长久地沉默不语。后来父亲中风瘫痪在床，她每天看望几次，偶尔才问一句，但都是类似的话：“你父亲怎么样了呢？”母亲似乎有意回避事情经过的细节，或许以为所有这些细节于事无补也未可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变故，对她的精神的震荡是巨大的。

当事情过去许久，“文革”已近尾声，一天她劳动回来，还没放下工具，便惊恐地告诉我说，外面墙上又贴了许多大字报。我出去一看，原来是征兵宣传广告。

父亲去世当晚，我从命把巫师请来，刚刚在厅堂里站定，就听见身边“咚”的一声，只见母亲双膝一齐跪下，放声哭道：“夫君呀——”接着用了乡间哭丧歌的调式，一边哭，一边唱起来。我不忍面对这种场面，把三姐撇在原处，径自走出门去。

母亲一直唱了一个多钟头，哀嚎一般，在村头也能听到。

第二天早上，我问三姐，母亲唱了小半夜，都唱了些什么？三姐说，母亲唱父亲一生怎样受苦受屈受累，唱到后面，净唱父亲待她怎样地好……

我听了，眼泪夺眶而出。

Ⅶ与儿女

比起城里人，农村妇女的生殖能力特别旺盛，每人膝下都有一大群儿女。乡下人的生殖是同生产连在一起的，单纯的、吃喝玩乐的生活不是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需要劳动力，需要更多强壮的臂膀，需要男丁。近三十年来，国家积极推行“计划生育”，而农民仍然不顾一切，冒着严厉的惩罚，包括被追捕和关押的风险，也要更多地生育。

听三姐说，母亲也曾生下七八个男女，大半夭折了。即使剩下三姐、我和四妹三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重组家庭，母亲相随着不知道损耗了多少心力。父亲是乡村医生，虽然在经济上无须太多忧虑，重大事务上可以代替她承受压力，但是，作为一名农村妇女，童养媳，妻子和母亲，始终无法摆脱悲剧性的角色——有事或无事的悲剧。而生活可以给她的喜剧的戏分实在太少了。

我是独生子，在家里自然成了宝贝。出生后，据接生婆说我痰火大，要母亲天天到田野里采集崩大碗和田铎菜煎水给我灌饮。由于体弱多病，母亲信拜观音菩萨。我有一个小名“观雨”，母亲一直这样称呼我，这名字就取自观音。母亲还用襁褓背着我走很远的地方，认巫师为契父母，以保佑我无病无灾，四时平安。从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常常把我带到廟内，面朝众多土偶，烧香、叩头、跪拜。我断奶很晚，在此数年内，母亲严格忌食，糯米、鲤鱼、牛肉之类从来不敢食用。农村重男轻女，母亲虽然未曾贱视女孩，但是对于男孩的我，确实特别钟爱。

入夜，老旧的大木床成了我的乐园。煤油灯站在装满稻谷的大瓮的瓦盖上，橘红的光镀亮四壁，蟑螂在壁间不时地踱来踱去。母亲忙完手头的活计，然后坐到床沿上陪伴我，看我玩火柴、弹珠，盖房子和造车子。她插不上手，只是静静地看。我学会做手影，做出各种人和动物给她看；她觉得有趣，捉住我的手教她，可是怎么也学不会，惹得我得意地大笑。这时候，她就会把我揽过来，或者双手将我高高举起。许多时候，我会给母亲捶背，涂凡士林，递给她剪刀、针线、火篱子，做完了就像完成了什么大勋业似的兴奋。困了，大多在母亲的臂弯里入睡。在蹭来蹭去睡不着的时候，母亲也不会像别的母亲吓唬孩子那样，拿凶神恶煞或古灵精怪的东西来吓唬我，只是轻轻地拍打我，一边拍，一边唱古老的歌谣……

入学前夕，父亲命我到他兼做诊室的小屋子里睡觉。从此，我便永远失去和母亲在一起的温馨的夜晚了。

比起母亲，父亲是一位严厉的教官。为了不让我和野孩子混在一起，他把我看管起来，给我安排念诗和习字的功课。而这些，母亲是不能教给我的。其实生活中还有许多知识，如如何穿夹衣、系鞋带，睡觉时如何预防着凉，等等，都是来自父亲的教习，更不要说翻查字典一类事情。这样，母亲自然下降到了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习字时，她会站在我身后，看我一笔一划地写，那么安静和耐心，却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

一天，母亲很郑重地告诫我，说字纸要存放起来，不能随便扔在地上踩踏，好像平日教我爱惜粮食，必须把丢在饭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一样。大概是从哪里听来“敬惜字纸”一类古训吧，总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在学习方面给我的惟一的教诲。

刚到镇上念初中，有一段时间天天逃学。由于从小被家人溺爱，一旦离家便得了“恋家症”。每到黄昏时分，一定想母亲，想祖母，想村里的炊烟，想得不行，就拔腿往家里跑。

当然这是父亲所不容许的。他强令我次日一定要回到学校里上课，这就苦了母亲。她得比往常提前一个多钟头起床，先给我做好饭，然后再为全家做早炊。全家吃的是稀饭和番薯，而我吃的却是白米饭，外加鸡蛋、鲜鱼和干虾。我不但毫无愧意，还受罪一般吃得抽抽搭搭。吃罢饭，四周暗黑，母亲怕我在路上受惊，总是护送我，到了一个叫新河的地方，天色大亮，这才在高坎上站定，目送我一个人走。

高中毕业后回到村子里，不久，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那时，我依然沉湎在小布尔乔亚的好梦里，相像在文学方面如何一鸣惊人。母亲对于我们的作为是不满意的，我们不但不曾设法减轻她的家务负担，也没有按照生产队的规矩出牌，吊儿郎当，经常缺勤。在母亲看来，我们肯定做不成殷实的庄稼人。过去，她大约受了父亲的影响，认为读书是少年人的正途，对于书本有所敬畏。现在不同了，我的身份已然改变。母亲会认为，书本的神圣性，或者说用处，只限于学校的范围内，是供那些饱食终日的“斯文人”使用的，村子里有哪一个庄稼人是沉迷于书本子的呢？她不能不把对我懒散的不满迁怨于书本。我多次发现，要是她安排我干活，而我因为耽于看书而迟迟行动，脸上就会露出愠意，甚至不屑的神色。在母亲那里，劳动是至上的，不论是何种劳动，绝没有世俗的那种贵贱之分。只要勤勤恳恳地劳动，她认为，建立一个小康之家应当不成问题，起码不至于饿死。母亲嫉恨书本是有道理的，她担心书本会勾引我走向堕落，成为二流子一类人物，以致毁了一生。

在实际生活的压力下，我们老实了许多。妻靠着一部老掉牙的华南牌缝纫机，以“搞副业”的形式，赢取了全队妇女的最高工分；而我已能娴熟地掌握各种农具和技术，在生产队的男劳力中，也曾一度积分最高。此后，母亲在我们面前变得和悦许多了。几年过后，我戏剧性地变做了卫生站里的医生角色，书本成了在场常用的道具。我不曾问过母亲，不知道她这时对书本还抱成见否。

无可否认，自从长大并亲近了书籍之后，我同母亲的关系确实变得日渐疏远起来。及至后来，我由医生改做了编辑，干起了做书本子的行当，离母亲就更远了。这是我想不到的，母亲更是想不到。那天，我手提简单的行李，登上手扶拖拉机，头一次远离故土，奔赴省城工作。这时，在送行的行列里，独不见母亲的身影。母亲呢？谁知道，她是不是一个人躲在老屋里暗暗哭泣？

可怕的是，这个发现来自几十年后的回忆。至于当时怎么想的，如今却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台风过后许久，记不清是一年中的第几次台风，我从省城回家探望父母。乍见之下，母亲便嗔怪说：“刮那么大的风，也不回家看看，家里要是被洪水浸没了，你也不知道……”在母亲心里，我当永远记挂着老家，就像她记挂着我一样；当她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时，当然要感到失望了。

省城离村子迢迢千里，而且，我是一个有工作的人，那时又正值“清污”，受到报刊公开批判，哪里能够说回来就马上回来的呢？可是，她不晓得这些，也不管这些，她看重的只是情感，乡土的情感，家的情感，这才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论命运，三姐非常不幸。为了三姐的遭遇，母亲益增了许多忧患，直至终其一生。

三姐比我大七岁，和柳青《创业史》中的徐改霞是同一代人。她们在合作化时期小学毕业，毕业后，同时走向城市，到处寻找招工的单位，最后同样以碰壁告终。

公社化时候，村里成立了一所“农业中学”，三姐最早成为其中的学生。学校延请了两位教师，年老的姓罗，年轻的姓梁。一年后，三姐开始同这位姓梁的教师闹恋爱了。所谓命运，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当时，邻村有一位姓关的青年军官追求三姐，拼命写信，还寄了相片，结果因为三姐不喜欢军人而作罢。倘若她做了军官太太，一生将顺遂许多；可是，潜在的土匪血统支配了她，她为自己选择一条叛逆的，不问而知也是坎坷的道路。

很快，“大跃进”下马，农中解散。姓梁的教师是地主的儿子，父母早已亡故，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无法可想，只好远走省城讨生活，一边跑工地，一边做点黑市小买卖。三姐在全国实行人口管制的情况下，竟敢离家出走，紧随恋人而去，而且一去就是三年！一天醒来，不见了三姐。父亲说是失踪了，母亲在一边不说话，眨巴着眼睛，脸上布满泪痕。

父亲反对三姐恋爱，何况对象是地主的儿子。“阶级”是父亲一生中最畏惧的字眼，他亲眼看到，在这字眼后面牵系着的许多无告的亡魂。但是，三姐无所畏惧，她确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大约十天左右，父亲接到三姐的来信，报告她已经到了省城。据说信很短，留下一个通信地址，说目下有工可做、无须远念云云。一个年轻女子，远在千万里外流浪，无亲无故，如何不让父母挂念呢？那时没有长途电话，远近只靠信件联络，于是母亲天天催父亲写信，向父亲打听三姐的情况。为了使父母放心，三姐在信中编造了许多玫瑰色的故事。十几年后，她告诉我真实的情形是：天天跑工地，省城郊县的许多工地她都跑过。倘若做上临工是幸运的，至少有地方可以歇宿，不然就得露宿街头。由于省城严查“黑人黑户”，她无处安顿，曾经有过许多个夜晚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直到天亮。那时候没有通行证，出门需要单位证明，好在她事先让村里的一位干部朋友给了一沓加盖了大队公章的便笺，随机填写，才不至于像许多外出的青年人一样进收容所。可是，怎么可能如实陈说所有这些呢？在父母面前，她必须扮演一个喜剧的角色。直到有一天，她除掉面具，背着行李面容憔悴地出现在父母面前。

半年前，三姐同她苦恋的男人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家里悄悄举行了婚礼。后来，她把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木已成舟，父亲没有异议，而母亲在儿女婚事问题上并不介入，她是任由他们自己作主的。一周前，广州出现“大逃港”风潮，传闻政府开放海关一周，内地人可以买火车票直达香港。三姐的男人就在头两天买票去的，而她因患病不能同往，从此，“各自天一涯”，两人相隔整整二十年不能相见。

命运有一种偶然性，它那种反逻辑的力量是难以抵御的。三姐没有世俗所称的所谓“夫家”，只能在“娘家”长住，这是她难以接受的，然而又无可奈何。她每天发烧，迅速消瘦，几个月后颈部出现肿大的淋巴。父亲作“瘰疬”处理，又延请中医外科朋友治疗，使用各种民间验方，均无效果。一天深夜，三姐突然昏迷，抽搐，医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之后，医院去。住院长达半年，多由母亲陪伴照顾，在此期间，母亲还要不时地抽身返回村里看望自留地里的作物。三姐和瓜菜杂粮都是母亲的儿女，此时同样离不开她。

三姐与死神擦身而过，可是脚部留下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在村子里，她没有户口，生产队不给口粮。她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好给我们带孩子，兼起保姆和家庭教师的双重角色。开始时，男人常有信来，也寄了些钱和药物，后来渐渐冷落，有几年全无音讯。于是，媒人陆续上门，劝说三姐改嫁。三姐烈性，斥退了来人，当她转过身去，心里一定很苦。也有媒人找到母亲，试图以父母之命施加影响，母亲一样摆手回绝。她了解三姐，尊重三姐的选择，但心里也一定很苦。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据说内地逃港者有一百万之多，沿海地区多采用偷渡的方式，集体集资买船，经海路去香港。三姐自知在大陆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何况男人就在香港，因此加盟偷渡是很自然的事。她一面联络同人，一面凑集经费，有两三个月，天天带着一条病腿，上山割草卖。每天卖草的收入不足两元，在今日菜市场上买不到一两肉，可是她记得“聚沙成塔”的古话，在这个世界便没有困难可以阻挡她。可是出师不利，不是毁于告密，就是中途受阻，三姐无论如何奔走挣扎，最后仍旧被命运扔回原地。

因为偷渡，三姐在县城的监狱里关押过两次，又因为有过这种“投敌叛国”的行为，在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候，被拉到大会上陪斗。记得中秋节的一天，我到城里探监回来，母亲蹙着眉，还是那种熟悉的语气问：“阿三怎么样了呢?”我说话哄她：“三姐很好，人胖了。看门的让我们说了许久许久的话，还告诉我，她很快就出来啦。”其实，狱方根本就不让我见到三姐。

“文革”结束后，三姐向公安部门多次提出申请，终于在年获准去了香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告别家人时高兴的样子。直到她踏足港地，才得知她的男人已经另立了家庭。

梦想破灭了。可以设想，对于三姐来说，这是一个何等沉重的打击。她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两个眼圈黑黝黝的，看起来像熊猫一样，明显是失眠的病征。

母亲第一句问话是：“阿梁成家了没有？”可见问题在她的心里盘桓已久。三姐强颜欢笑，自然说没有。但是，母亲始终感到困惑的是，她的女婿并没有随同女儿一起回来省亲。她向三姐提出，她很想到香港玩玩，实际上无非希望借机探听两口子的底细。孝顺的女儿迁延没有答复，母亲当然不可能成行，为此，三姐不知怎样地痛恨自己。

三姐是劳工阶层，收入少，假期也少，每年回来一两次，每次最多逗留三几天。在香港，她租房住，那里的房租昂贵是有名的，这样可支配的余钱并不多。她头几年回来都会多带些钱给我，怕我孩子多，薪金不敷家用，后来就把钱全给了母亲。母亲从来不懂得花钱，给那么多钱干什么呢？三姐说：她要留着就留着，送人就送人，用不着管她，只要她高兴就行。对三姐来说，与其说是答报母亲，不如说在救赎自己！

十几年来，三姐只有一次长假，足足有半个月时间，早晚和母亲在一起。她返港之后，母亲好几天躺在床上不出门，我看她的时候，一副泪眼婆娑的样子。她对我说：“阿三走了不习惯，心里老挂着。”

母亲去世那年，刚好三姐退休，她在广州买了房子一个人住，有充足的空间，也有充足的时间，只是母亲已经用不着陪伴了。

四妹的婚事问题，同样困扰着母亲。

我自从做了乡村医生，而母亲又吃了“老人粮”之后，四妹便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除了跟随生产队出工以外，从前母亲做的家务活大半落在她的头上。她年纪轻轻，可是没有一天闲着，如此累月经年，过三十岁还没有出嫁。

母亲平日不大管事，这时不免向我嘀咕几句，意思是要我这个做兄长的能够负起责任。如果要在乡下找一户人家，应当不是难事，但是，我对生产队体罚般的劳动和农村死气沉沉的氛围已极其反感，四妹和她的伙伴其实不想待在农村，至于母亲自己，多年恪守的关于劳动致富的信条也开始动摇了，于是开始托人在城里找出路。城市与乡村的地位太悬殊了，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城里人的优越感根本无法让人接受，我作为先遣代表，到城里看过两家，谈判结束事情也就结束了，连向四妹交代的勇气也没有。

不久，因为到省城工作，不得不把四妹的事情耽搁下来。好在四妹经常出城走动，自己找到了对象，这样才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事。

两年后，四妹生下一个女儿，母亲宠爱得很，担当外婆的新角而乐于操劳。小女孩成了家庭的中心，随着她一天天长大，母亲也就退向大家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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